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摘 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叙事;大众化;传统回归

一、我国“历史叙事”的传统追溯

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发展蔚为大观，博大精深，与西方史学并为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其中突出表现之一便是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今日我们要探讨“历史叙事”这一我国传统的历史写作方法自当从这些著作中去追寻，我国“历史叙事”的深厚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以叙事风格为主的史学著作众多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在史学上的最大特色，为其叙事的翔实、生动与柔美。”白寿彝先生也曾说：“《左传》最大成就在历史文学方面。”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代，我国的史书便已经突显出其善叙事的特色，也奠定了我国古代史书以叙事为主的史学基调。

至汉代，我国史学成熟期来临，司马迁《史记》出而使中国史学大放异彩，鲁迅先生对于该书的著名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史记》的特色，太史公以其优美流畅的文笔展示出了一幅通史画卷，“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多用记人述事的手法来彰显历史人物和事件。而后的《汉书》继承《史记》衣钵，又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叙事详赡，而又措辞温雅，两者璧合，使班固的史学，光彩益璨。”其下《三国志》亦以叙事典雅见长，《后汉书》更是因范晔的文采斐然而辞章璀璨，范晔的文才在《后汉书》的体现首先便是“叙事的清晰、生动与淋漓尽致。”前四史既已为我国古代史学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开端，而后的历代正史莫不继承其优良传统，从体例到写法均仿其定式。可以说，集中体现我国传统史学最高成就的“二十四史”，几乎每一部都是善叙事的经典之作。其他著名史书如《资治通鉴》也因其文字润饰的理想与叙事精当而著称于世。由此可见我国“历史叙事”传统的深厚。

（二）有多部关于叙事理论的理论著作

除了写就正史以外，我国古代史家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撰述，其中关于“叙事”的理论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式的史学理论著作出现之前，就已有学者间或提到相关问题，孔子就曾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为文学批评巨著，其中的《史传》篇亦有相当的史学见解，其中提到《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莫不称赞其叙事文才，更有对于记事原则与方法的讨论，可见其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

到了唐代，刘知几《史通》问世，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设立专门的《叙事》篇，“历史叙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这些都是刘知几有关“叙事”的言论，此时中国的史家已经对“历史叙事”这一手法有了十分详细精当的研究和论述了。至清代章学诚时，又过了千年，章学诚撰《文史通义》总结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我国史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也表示“良史莫不工文”，可见对“历史叙事”这一传统的重视是贯穿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始终的。

二、当代“历史叙事”发展的现状

综观我国当代历史著作，似乎“历史叙事”这一传统并未断绝，却又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目前市场上确实充斥着种类繁多的以说人叙事为主的历史类书籍，这些书中有一部分作为畅销书籍长盛不衰，却遭到学术派人士的鄙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书所呈现的历史是纯粹的说故事，有很大的杜撰成分，经不起专业的推敲，是所谓的“草根史学”。这也说明了我国当代“历史叙事”发展的现状，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历史叙事”的大众化与娱乐化

追溯近年来我国文化快餐式与大众化的兴起，应当从《百家讲坛》开始。可以说，《百家讲坛》节目凭借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在民间开启了一股全民向国学的风气。在众多普通民众的追捧下，一些学者顿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更有甚者戏称他们为“学术超男”、“学术超女”。随后图书市场开始出现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特别是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代表的历史通俗小说的兴起，给了普通读者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历史新鲜感，让大家惊奇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大家追捧这类小说无非是因为两个字：好看，好看的地方就在于这类历史小说以优美通俗的文笔，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了读者，在于大量叙事手法的运用使读者不觉艰深枯燥，于轻松愉悦的阅读享受中学习到了历史知识，真正是通俗易懂。但是这样形式的“历史叙事”所呈现的大众化与娱乐化却是不被学术派所认可的。诚然，历史小说始终会有虚构的成分在其中，不是严肃的史学，但这种叙述模式和写作手法的成功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专业史学著作的“去叙事化”

与“草根史学”的兴旺相反，学院派史家的著作，以严密细致的考证、苛刻繁多的资料佐证为特色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却鲜少有普通读者问津，真正的史学高居于庙堂，局限于少数的学术精英，对于热爱历史的普通人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在西方国家，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美国的大学“本科生不论专业都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人文课程……一般情况下，教师都会选一些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作品，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所以一些专业的史家在写作时就相当注意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书，“让我们看到，历史可以写得这样生动有趣而又不失学术的严谨和深刻，也可以这样重视历史而又充满现实关怀。”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叙事”的大众化与专业史学的严肃性并不相矛盾。

三、回归“历史叙事”的传统

（一）为何要回归“历史叙事”传统

“叙述故事是有待史学家做的美事。我们大多数太沉溺于分析与辩论了，以致将有忘记如何叙述故事的危险，甚至将有忘记叙述故事是史学家天职的危险。”历史是现实的镜子，鉴古知今，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它应当也值得被更为广大的人群所知晓，更不要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对历史这门学问还抱有相当大的热忱。回归“历史叙事”的传统有助于吸引受众，使专业史学走下学院的神坛，为普通读者开拓一个鲜活有趣又不失史学严谨的历史世界，改变他们对于传统学术著作佶屈聱牙的印象，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享受阅读的同时更能学习专业知识，提升历史涵养。其次，回归“历史叙事”的传统也是继承我国古代著史优良传统的需要，中国史学历经几千年发展早已形成自己的深厚底蕴和史学特色，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在西方影响下追逐科学化发展，虽然专业化、学术型的写作不失为一种历史写作方式，但一味的苛求文字的理性与冷静却是将我国的史学著述推入了一个死胡同。历史原本就属于普罗大众，历史学家们若只将其囿于学术精英们的一方小天地，则其在抛弃普通读者的同时，也必将被读者所背弃。

（二）如何回归“历史叙事”的传统？

第一，不偏离史学的严谨。史景迁凭借其优美深邃的文笔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曾经有人质疑史景迁“讲故事”的著史方式，他这样回应，“我从来没有写过虚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脚注、尾注，所引用的材料都经得起严格的学术审查。”由此可见，史学家依旧是要把治史的严谨放在第一位的，纵然内容呈现的方式会有差别，但究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据史料说话，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不似一般的历史通俗小说，有想象杜撰的成分。

第二，汲取古代典籍精华。我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类型的历史著作汗牛充栋，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材料，尤其是古代的史学理论典籍中对“叙事”理论的阐发，已经相当成熟完备，为我们回归这样的传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也的确“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方，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不看到这个东西，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每一个中国史家都应当始终秉持的。

第三，借鉴西方著作写法。中国的读者已经熟知了一些西方的历史学术畅销书，并且好评如潮，十分爱读，可见中国读者对于这样的一种叙事方式是认可的。例如“《叫魂》的大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而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则“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类似这样的一种悬念叙事、层层剥离以推进情节演进的写法和将文学作品与历史文献相融合的手法，独具创新，是完全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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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曼（1990-），女，江苏连云港，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