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篇

汪曾祺的伊犁行

汪曾祺一生去过很多地方，1993年9月8日在一篇《自序·我的世界》中说：我到过不少地方，到过西藏、新疆、内蒙、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福建，到过泰山，在武夷山和永嘉的楠溪江上坐过竹筏……但我于这些地方都只是一个过客，虽然这些地方的山水人情也曾流入我的思想，毕竟只是过眼烟云。（《汪曾祺全集》第六卷9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新疆、伊犁也是汪曾祺过眼烟云中的一缕。因为喜欢读汪先生的文章，恰好又生活在伊犁，平时读书时就比较关注，发现关于汪曾祺的一些研究中，有关此次新疆之行，提到的不多。

汪曾祺这次到新疆，是和老朋友林斤澜、邓友梅一起。一路上的情况，走得比较辛苦，也不算顺利。汪曾祺在1982年9月22日起写于兰州的新疆行散文《天山行色》中涉及很少。倒是多年后，同行的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提到此行，才让我们有所了解：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架子很大，拿我们当盲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牧区，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作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邓友梅，《再说汪曾祺》，见《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6期）

林斤澜文章中提到的“《伊犁文艺》”，应该是伊犁州文联主办的《伊犁河》杂志，至于“资深编辑”，当是杂志主编郭从远。三十多年后，定居海南的郭从远在文章《那一年，那一年……》中也谈到汪曾祺等人的伊犁行：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善，放纵了恶，此话有理。那一年，邓友梅、汪曾祺和林斤澜三位老作家来伊犁采访，我们请他们给伊犁的文学青年们上了一课，十分精彩。后来，我陪他们去尼勒克采风。他们是某部队接待的，还给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这给文联减少了很大的负担。可是没想到那位开车的小爷们这么难伺候，别说他军纪不整，就是那副老爷架势倒成了不是他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服务，反而是客人们伺候他老人家。从伊宁市出发，到敦麻扎这不长的路程，他的车就抛了好几次锚。常常是车轮胎没气了，他就让我们给车打气。我打也就罢了，他要客人们也打。三位作家年纪都大了，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可有没有办法。你得罪了他，他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把我们摆在公路边、荒滩上。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忍着熬着总算到了尼勒克，到了唐布拉。临近回了，他突然提出要先回伊犁办事让我们在一个小镇上等他。忍无可忍，矛盾爆发。我在和他大干一仗之后，他提出车况有问题，只能载三个客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载我了。三个作家跟他说了很多好话，他都不听。我对三位作家说，我只能坐班车回去了，你们一路上千万要照顾好自己。邓友梅回到内地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戈壁滩》，就写了这次旅途上的事，写了文革对美好人性的摧残。（郭从远，《那一年，那一年……》，见《伊犁河》（汉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庆专辑”）

郭从远生于1942年，接待汪曾祺一行时正好四十岁。文章中提到的“唐布拉”，就是汪曾祺《天山行色》中写到的“唐巴拉”。他们在尼勒克时，曾和尼勒克县委书记等人有过合影，2013年第1期《伊犁河》（汉文版）封三的“伊犁文学记忆”上发表了这张合影，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分别坐在前排左一、左二、左四，郭从远站在后排左四。这也是我看到的第二张汪曾祺在伊犁的合影。第一张是汪先生一行在察布查尔时和接待人员的合影，是从察布查尔县老作家谢善智那里看到的。后来我请谢老师写了篇回忆性的短文随照片一起编发在《伊犁晚报》副刊上了。

汪曾祺一行到伊犁，给当时的伊犁文学界也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谢善智外，伊犁史地专家赖洪波老先生在《又见丁香花开时——伊犁文苑60年的人与事》对汪曾祺在伊犁也专门作了记录：1982年夏，北京老作家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结伴来伊犁。《伊犁河》编辑部在当年州邮电局小楼会议室召开一个文友座谈会。三位老作家都颇为矜持，说话慢斯条理，一派阅尽人间风景的气派！他们的讲话，当年《伊犁河》第4期以《作家三人谈》刊出。当晚，郭从远主编在绿洲饭店接风，三位长者似乎放松了许多，汪曾祺能饮，对伊犁大曲极为赞赏，连声说：“好酒，好酒！”对菜肴“四川豆酱蒸豆腐”一味，啧啧称赞，连连举箸，感慨地说：“这种豆腐，还是抗战时在昆明吃过啊！”看得出，汪老是个老牌食货。（赖洪波，《又见丁香花开时——伊犁文苑60年的人与事》，见《伊犁河》（汉文版）2014年第4期“伊犁州60年大庆专辑”）

汪曾祺、林斤澜、邓友梅三人的讲座，经记录整理刊发在当年的《伊犁河》第4期（当时为季刊，现在为双月刊）上。汪曾祺的讲座题目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后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中。

关于汪曾祺的新疆行，《汪曾祺全集》附录一《汪曾祺年表》中只字未提，汪曾祺研究专家陆建华在《汪曾祺年谱》（见《文教资料》1997年第4期）中也未提及。但在伊犁文学界的影响，至今还有余音。2009年我做《伊犁河》杂志创刊三十周年专题，采访过不少本地的老作家，就听许多人提起，尤其他们三人在伊犁的文学讲座，多年后提起来还津津乐道。

如果没有邓友梅、郭从远的文章，汪曾祺随遇而安惯了，对一切看得比较淡，仅从汪曾祺的文章中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这一路上的“艰苦”。应该说除了这些插曲外，边疆的人文风情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多次在文章中都有提及。

前面提到的《天山行色》（收在《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在汪曾祺的游记散文中也是独树一帜的名文。除此之外，收在《全集》第六卷中的《手把肉》、《手把羊肉》结尾都写到在唐巴拉牧场吃哈萨克手抓羊肉的情景，汪曾祺观察得很细，写得也很细，可见印象之深。顺带说一句，汪先生写的“下面是面，上面是肉”正是哈萨克族传统美食“纳仁”。另外，还有写于1994年的《大地》中专门一节《祈祷》写的是从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时的见闻（见《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写现代诗不多的汪先生，在全集中收了《赛里木》《吐鲁番的联想》等两首新疆题材的诗歌。（见《汪曾祺全集》第八卷）

汪曾祺在作文、美食之外，还喜欢“书画自娱”，汪曾祺后人自费印制的《汪曾祺书画集》我在新疆自是无缘见到，但也曾偶然发现两幅和伊犁有关的美术作品，均见于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文与画》中：一幅是作于1992年的《蓼花无穗不垂头》，汪先生在题画上写道：“昔在伊犁见伊犁河边长蓼花，甚喜。喜伊犁亦有蓼花，喜伊犁有水也。我到伊犁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年矣 曾祺记”。（见《文与画》10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另一幅作于1996年，原画无题，却有一段关于伊犁的题画：“林则徐充军伊犁，后赦归至河南，督治河工，离伊犁时有诗句云：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此画伊犁河所见。我到新疆在一九八二年，距今十四年矣。 一九九六年秋 曾祺记”。（见《文与画》17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

为了想看看汪老是否还有其他关于伊犁的书画，托请天津《散文》编辑部张森先生代为查阅《汪曾祺书画集》，结果也只有上面提到的两幅。时隔十四年后，距离生命倒计时还不足一年之际，书画自娱还不忘当年去过的伊犁，可见汪先生对曾经偶然去过的伊犁还是常常怀念的，至于一路上吃过的苦、受的委屈，大概忘了吧，或许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汪曾祺的一则题画

汪曾祺先生多才多艺，除了作文、赏美食外，还常常“书画自娱”，在文章之外还留下了为数甚众的书画作品。汪先生去世后，2000年他的子女汪朗、汪明、汪朝用汪先生的稿酬自费印制了一本《汪曾祺书画集》，在对书画集作说明时，对汪先生的写字作画也有描述：父亲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写作之余，挥毫泼墨，写字作画，是他的娱乐和休息。他生性潇洒，不拘小节。游踪所至，总有许多朋友求他作画写字，他很慷慨，有求必应。尤其是喝了几杯酒之后。无论高官显要，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即便画了得意的、他自认为比较好的画，有人要，他也毫不吝啬，随口答应。（《一点说明》，见《汪曾祺书画集》）

因《汪曾祺书画集》是自费印制，不对外销售，现在很少见到。好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了一本《文与画》，收汪先生部分文章外，还选收了书画作品106幅。本书流传颇广，几年内就几次加印，让无缘见到《汪曾祺书画集》的读者可以尽可能地欣赏汪先生的书画。

我接触汪先生的书画也是从《文与画》开始的，几年来常常翻阅，尤其由于我生活在伊犁，对汪先生的两幅与伊犁有关的画作就更留意。这两幅画，一幅作于一九九二年的《蓼花无穗不垂头》，汪先生在画上有题语。另一幅作于一九九六年，原画无题，却有一段关于伊犁的题语。

两幅画都提到了一九八二年的伊犁之行，那年汪曾祺和老友林斤澜、邓友梅结伴到伊犁走了不少地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汪先生的诸多书画中，我对这两幅尤为注意，看的次数多了，就发现了个问题，问题就出在作于一九九六年秋的那幅画的题画上。

汪先生提到“林则徐充军伊犁，后赦归至河南，督治河工”，此处汪先生记忆有误。查《林则徐日记》（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得知，林则徐1841年7月13日“知奉上谕，以则徐前在粤省所办营务、夷务均未能妥协，与前督邓俱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是夜即收检行李”。并于次日踏上往伊犁的流放路。在流放途中，林则徐奉命到河南祥符（今开封）协助督治河工至次年三月完工，后林则徐仍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而不是赦归河南时督治河工。

汪先生提到林则徐的“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时说是“离开伊犁时有诗句”，也不准确。此诗不是林则徐离开伊犁时所写，而是写于哈密。原诗题为《乙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纪恩述怀四首》，写作时间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即1845年12月4日，汪先生提到的是四首中的第三首里的两句，全诗为：

大树营门礼数宽，将军揖客有南冠。

非徒范叔绨袍赠，不待冯谖剑铗弹。

夙世因缘成缔合，一心推挽愧衰残。

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马看。（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

诗题中的伊吾为地名，即指现在的哈密。诗句中的格登山，位于伊犁昭苏县境内，笔者现正居在格登山脚;“伊江”就是伊犁河。此诗当为林则徐快离开哈密时，想起伊犁遂成此诗。

汪先生在题画时，大概顾不上查阅资料予以核对。听闻新版《汪曾祺全集》正在编排中，除文章外还收了汪先生的书画作品，收入此画时，针对题画文字，应当加注释予以说明，以免喜欢汪先生的读者以讹传讹。

黄晖和他的《论衡校释》

“坏学校也出好学生”是胡适先生晚年形容曾经偷听他上课的安徽老乡黄晖之言。事见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1月22日的记载：先生今天谈起黄晖，说：黄晖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他曾到北大偷听我的课，但他毕业后写了一部《论衡校释》，算是很标准的著作。坏学校也出好学生。这个人现在不知去向，可能是去世了，也许跟刘叔雅在云南呢。（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8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

按理说当年的中国大学不算是一个坏学校，可能因为政治原因，引起了胡适先生的“坏学校”之言。胡先生此时当然不知道，他关心的黄晖不在云南，而在西北大学;刘叔雅也已于两年前的1958年去世了。巧的是，黄晖在此就读期间，中国大学董事会主任何其凡就是他的近老乡安徽桐城人。

关于黄晖其人，除了专门研究《论衡》之人外，已基本无人提及。我也是通过谢泳先生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胡适关心黄晖》一文才得知有黄晖这么个人的。看了谢先生的文章后，上网检索，有关黄晖的资料寥寥无几，想深入探究黄晖其人的念头才算熄了下来。

上面提到的胡适先生晚年之言，最初也是从谢先生文章中看到的，直至后来自己买了一本《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重温胡先生“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之言后，找了几本有关安徽、安庆、桐城等地的志书，也未见有关于黄晖的记载。但谢先生文章中提到了《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在桐城友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由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桐城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内部出版物《桐城近世名人传》续集，内收有黄河写的一篇《黄晖传略》，因文章流传不广，现简述如下：

黄晖，字政庵，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桐城孔城镇人，1909年生出于执孔城镇商界牛耳的黄永成商业世家，其父黄莲伍工书法、擅篆隶。黄晖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后就读于“桐城派后起之雄”吴汝纶创办的桐城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考进了中国大学，期间与胡适、刘文典等学者常相过从。在此之前，黄晖对《论衡》研究校勘已经起步，曾将初成型的《论衡校释》若干卷和王充年谱见正于刘文典。同时，还请教于胡适。胡适对黄晖的研究支持有加，将他本人的手校本和珍藏的宋版本都主动借给黄晖参阅。中国大学教授吴承仕、北京大学教授马幼渔教授对黄晖的研究成果都交口称誉，并借出手校本和珍藏的元版本，供黄晖研究参考。这些都给了黄晖极大的帮助和鼓励。1938年，经胡适极力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时正值抗战军兴，书稿付排后，辗转到香港出书，在重庆发行。中国大学毕业后，黄晖先回安徽阜阳中学教高中国文，后在省教育厅和建设厅任职，期间常为《皖报》写稿。1948年在安庆围城期间，参加了民盟皖中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工作。1950年春，黄晖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黄晖传略》中写作“候”）邀请到西北大学任教，先后教授中国通史、近代史等专业，并从事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史学史、边疆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史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因被长期凌辱、备受诬陷，1974年8月遽尔谢世。死后所藏书籍和有关手稿都由遗属献交给了西北大学图书馆。

《论衡校释》出版后，《黄晖传略》中说“初版面市不胫而走”一点也不为过。周作人1939年1月5日在《实报》上发表了一篇《印书纸》，谈的就是《论衡校释》：闻怡谷老人言，桐城黄君的《论衡校释》已出，前日往琉璃厂，因买得一部。王仲任为吾乡先贤，素所景仰，尝谓与明李卓吾清俞理初同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论衡》中九虚三增至今犹有万丈光焰，惜自昔乏善本，常令人感觉不易读耳。黄君此著有功于后学不少，鄙人大受恩赐，批读数章，豁然意解。但用纸稍差，质滑而分量重，且甚脆弱，其实以那么的高价发售，似亦不妨用竹纸矣。（周作人，《知堂书话》第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周作人此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在此文发表前几日，即1939年元旦在家遭受枪击，终于促使了他的下水。他写本文时，大概不会想到在战火纷飞下，《论衡校释》能出版，已经大为不易了，还谈何“不妨用竹纸”。该书出版后，甚至作者连原稿和样书都未拿到。黄晖所留作纪念的孤本还是抗战后期向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函商所得。

胡适去世前一年还在想着黄晖和《论衡校释》，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2月14日条将此记了下来：今天是阴历除夕，先生到钱思亮家去吃年夜饭。在车上，先生对胡颂平说：“你如遇到赵叔诚，有两部书应该请商务再版的。一部是黄晖的《论衡校释》，算是一千年来注释《论衡》最好的一部书。另一部是汤用彤的《佛教史》第一册，是写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史，第二册写隋唐时代，此地还没有。如果商务害怕不敢出的话，我可以替他写一篇序，你告诉他。汤用彤在那边（指大陆），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清算掉。（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505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

本条下还有一则编者附记：以后胡颂平告诉了赵叔诚，商务印书馆借了先生的藏书影印，才有《论衡校释》和《汉魏南北朝佛教史》的台北版。

事实上，胡适先生提议再版《论衡校释》前，在大陆，商务印书馆也曾有再版的打算。据《黄晖传略》记载，1954年波兰汉学家来华访问，在北京图书馆发现《论衡校释》，以微型胶卷影印，拟议作文化交流科研项目，商务印书馆也同作者约议再版，均因运动迭来，搁置没有下文。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论衡校释》寒斋藏有一册。2013年春，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3月18日下午到天通苑东三区菜市场去逛书摊，在某书摊发现了一册《论衡校释》，书品完好。摊主见是残本，便要价五元，我赶紧买了。我买的这册是《论衡校释》（一），32开本，书的封面简洁朴素，分三行竖排从右至左印有：黄晖 撰 論衡校釋（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因仅买到第一册，其后几册未见，也不见本书版权页，出版年月也暂未可知了。

商务印书馆未再版的《论衡校释》，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时将此书收入并于1990年出版发行。那么，我买到的《论衡校释》当是台湾商务印书馆根据胡适藏书影印而成的了。

《论衡校释》一书，现在坊间不难寻到。倒是黄晖去世后捐献给西北大学图书馆的有关手稿，不知是否有面世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