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纪天人,贯通古今

摘 要：柳诒徵立足时代全面考察中国传统史义，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以道德仁义为原则褒善贬恶，这既是建立人间基本秩序、维护人道的必然要求，又是受命于天的善善恶恶之人性的自然生成，故传统史义上承天命、下涵人道，既获得了超越的天道支撑又具有现实的人道依据;其次，中国传统史学在褒贬具体人事的过程中强调正义与不义相反相成、常义与变义相辅而行，呈现出灵活通变的辩证思维，故柳氏以与时俱变、与事俱变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史义的实现模式;最后，柳诒徵又引入权利与义务等现代观念分析君臣伦理，揭示出中国传统史义的普适意蕴，奠定了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发展路向。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大义的阐释既饱含浓烈的家国情怀又富有冷静的理性思考，既坚持传统的治学方法又采取现代的学术研究路径，其新旧夹杂的治学风格与著作方式虽有助于传统史学的现代化但也存在一些局限。

关键词：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义篇》;中国传统史义;现代阐释

作者简介：王振红，男，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151-07

众所周知，“史义”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宗旨与灵魂，是历代史家和史著最为重视的内容。《孟子·离娄下》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P192）孔子窃取其“义”以修《春秋》，既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诞生，也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重“义”的发展路向。对此，清人章学诚有着至为明确的阐释，他说：“史所贵者义也。”又说：“载笔之士，有志 《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2]（P171）史义之所以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2]（P470）。章学诚“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言意蕴深远，深得《春秋》之旨，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史义的内涵。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巨大变迁以及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史义与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一样都面临着通变古今、会通中西的难题。在此背景下，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义篇》立足时代阐释传统、融会新知而不迷信西学，对中国传统“史义”进行了深入的现代阐释，为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树立了典范。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柳诒徵及其《国史要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史德论、史例观、通史理论与实践以及治学交游等方面，这些研究虽然对柳诒徵的“史义说”时有旁涉牵连，但由于论题所限，多是语焉不详。1有鉴于此，我们拟对《史义篇》的具体内容与论证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深入讨论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进而揭示其在中国传统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与局限。

一、天人之道：中国传统史义的核心内容与理论根基

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章学诚“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准确地概括了《春秋》大义的内涵，因此，深入把握“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内涵是理解中国传统史义的根本。所以，《国史要义·史义篇》开首就围绕着天人之道论述了中国传统史学大义的核心内容与理论根基。首先，柳诒徵明确指出史义即孔孟之仁义，而仁义是人之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孔子窃取其“义”以修《春秋》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意在建立与维系人道。所以，柳诒徵征引《易经·系辞》“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言论证史义，他说：“人道以仁义而立，故君子精于此，以判断天下事，即以此判断史事。”[3]（P149）这就是说，仁义不仅是人之为人、建立人道的根本，也是人们判断史事的标准。而在中国古代人道主要是通过规范君臣、父子等各种伦理关系而建立与维护的。因此，柳诒徵一方面征引《易·家人》之言以正“家道”，所谓：“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3]（P149）另一方面，引用齐景公问政于孔子的对话（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栗，吾得而食诸？”）以正“君臣父子之道”。这就是说，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就是通过褒善贬恶大义维护君臣、父子之道，维系人间的基本秩序（人道），它绝不仅仅是对周礼的尊崇。

其次，孔子窃取其“义”而修《春秋》，其本质与目的在于以道德仁义维系人间的基本秩序（人道）;但这并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孔子之前尊崇道德礼乐之社会风尚自然发展的结果。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礼乐德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形成了重德义而慎征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社会风尚。这在《左传》、《国语》所载“晋文公谋元帅”之事中得到充分说明，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4]（P445）《国语·晋语》亦曰：“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5]（P357）对此，柳诒徵阐释道：“《诗》《书》礼乐、先王法治，皆历史也。当时之讲历史，重在能知德义之府，生民之本，不徒以诵述其事、研阅其文为尚也。故孔子治《春秋》，窃取其义，亦以示生民之本，使人不忘百姓耳。”[3]（P150）这就是说，《诗》《书》礼乐、先王法治皆重德义，孔子修《春秋》，亦以此“德义”评判人事、维系人道，所谓“示生民之本，使人不忘百姓”。那么，德义何以就能成为“生民之本”呢？其原因就是“人道以仁义而立”，道德仁义建立了人间的基本秩序（人道），为天下生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秩序保障，故德义为“生民之本”、“利之本”。到了司马迁继承《春秋》而作《史记》，反复申明《春秋》乃“礼义之大宗”，亦是在强调《春秋》以礼义名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对建立人间基本秩序、维系人道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