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司马迁心中的一盏明灯

教授《屈原列传》一文的时候，总恍惚着把屈原当做了司马迁，一个“志浩行廉，爱国忠君真气节；辞微旨远，经天纬地大诗篇”，一个“刚直不阿，留得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种感觉很强烈：同样的正义耿直，同样的遭遇不幸，同样的才华横溢，同样的影响深远。在所有为之纪传的人物里，司马迁独对屈原情意笃深，与众不同：写作行文采用变体，评传结合，抒情浓厚，倾向鲜明。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闻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予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泪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一生，光明磊落，其赤雕忠心，日月可鉴，正如司马迁在《庭原列传》里的评价，“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德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认为屈原正道直行。忠贞为国，却遭到诽谤和打击，这是极为不公的；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可贵品质，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屈原遭遇的深切同情。“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千古奇冤，万世忿怨，然此并非屈原一个人的遭遇，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两百多年后的一天，同样的遭遇也落到了司马迁的头上。

司马迁10岁遍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阉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励，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身受腐刑。身为男儿身，受此极刑，何人能堪?悲痛欲绝的司马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其痛苦万状，与屈原“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何其相似!

同遭不幸的屈原与司马迁在生死叩问的当头，虽然选择殊同，一个毅然赴死，一个隐忍苟活，但同样“重于泰山”，因为“用之所趋”相似，两人皆凭借其非凡的才华写出两部赫赫巨著，一为《离骚》，一为《史记》，似两颗璀璨的明星，光耀于国之文坛。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鲜明的个性光辉。《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天上人间、现实幻境、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诗中又大量运用比兴手法，把抽象的意识品性、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离骚》高度的艺术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热情歌颂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它极高的评价。

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贡献巨大：其一，建立了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其二，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其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艺术手段尤其高妙。文章措词妥贴，思路井然，文字生动，笔力洗练，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成大事者自有高标的人格风范，即使身处绝境，依然保持着清白的品质和应有的良知。在这一点上，屈原与司马迁的表现也是惊人的相似：深受昏君打击和小人排挤之苦，无路可走的屈原憔悴不堪，面对渔父的好心劝问，屈原的回答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绝望的届原至死不愿与众小同流合污，自投汨罗，选择清流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司马迁只因替李陵说了几旬公道话，便横遭暴行，

惨受极刑。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异常沉重，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而又悲壮的行为啊!他们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们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做生命的本体，他们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应有的形象。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以其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尺度而获得了永恒的意义，故日：“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司马迁亦满怀深情地歌颂屈原，在生死抉择的当头，决心要效仿屈原，忍辱负重，退而著书，以另一种方式成就自己不屈的理想。在身处困境的司马迁心中，屈原就是他心灵的明灯一盏，照亮了他昏暗而悲伤的灵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毫不含糊地作出了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司马迁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了屈原的一生。他饱含感情的书写着屈原，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他的经历、他的选择、他的委屈、他的信念、他的荣耀以及他的绝望，全熔铸在屈原的形象里。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子长不幸，身遭极刑，一个男人最大的尊严受到极大的挑战并最终被粉碎；然而子长又何其有幸，于变乱纷飞的历史书页里找到了安放心灵的处所。找到了一抒苦痛慰藉人生的千古知音，遂成就了万世芳名!

亘古如斯，千年一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尘埃飞土，皆已淡去；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隔了两千年的烟云，我们依然看见，泪罗江畔，形容憔悴的屈原并非孑然孤独一人，司马迁也来了，带着对屈原满腔的钦佩，带着旷古的幽怨，一路追随屈原的脚步。碧波之上，香草芬芳，兰花馥郁，苍天有泪，草木含悲，见证两位英才化作历史的波涛汹涌，化作文坛的激浪澎湃，化作后世无尽的哀叹与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