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华章下的恒流与变异

[摘 要]作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一位特殊代表，以英雄史观和社会批判而闻名的托马斯·卡莱尔给后世留下了诸多是非杂糅的文化遗产。在卡莱尔被冷落多年之后，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似乎又对这位文化名人报以特殊的热情，甚至将之视为“真正的先知”。如果对卡莱尔的历史哲学观念进行综合考察的话，我们将会发现，“人治”思想是其自始至终的基本观念，他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只不过是为了给“人治”社会的重铸寻找“合适的”理由。从本质上看，卡莱尔的思想观念是与社会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的，如果按照这位“先知”的思路去重建社会秩序，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只能是去而复来的灾难。

[关键词] 卡莱尔 原动力 英雄崇拜 社会批判 “先知”意识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4-0102-13

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浪漫主义曾于19世纪中前期席卷整个西欧世界。撇除其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等形式特征不论，仅就其内容而言，浪漫主义已在西方文化发展轨道上留下了诸多难以磨灭的印迹。其中尤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现时代即资本主义社会为靶心的社会批判，二是以英雄人物为主题的社会拯救。如果从综合的角度来考察这个庞大的浪漫主义文人群体，人们将会发现有一个人显得颇为特别，他不仅将社会批判推向了时代的顶峰，而且将英雄崇拜引向了历史的极致。这位一身而二任的浪漫主义文人就是英国文学家暨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

关于卡莱尔其人及其学术观点，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议。从近年来的研究走向来看，对卡莱尔的“崇拜”似有重新加强之势。笔者认为，作为19世纪英语世界的文学旗手，卡莱尔在开创新的文字表达风格方面当然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终究只是器具层面的，它并不能够也不应该代替我们对卡莱尔内在思想观念的认识和评价。只有撇开“文学旗手”这一迷人的外壳，我们才能更为真切地认识卡莱尔思想观念的内核。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卡莱尔的历史哲学观念？如何认识在这种哲学观念指导下的英雄史观？如何看待这种英雄史观与他奋力从事的社会批判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卡莱尔在早年的“进步”和在晚年的“反动”？本文试从卡莱尔历史地位的沉浮论起，在此基础上再对卡莱尔的历史哲学观念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对人们准确把握卡莱尔的思想脉搏提供一些帮助。

一、徘徊于阴阳两界的卡莱尔

虽然说卡莱尔远离这个世界已达一个多世纪，但他还是以其特有的文风和特有的观念而长期为人们所关注。尽管人们对卡莱尔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本身却表明卡莱尔的思想对后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具体论述卡莱尔的思想观念之前，有必要对卡莱尔历史形象的起伏历程作一简单的描述和分析，这样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卡莱尔的著作及其基本思想。

（一）卡莱尔在西方社会中的历史浮沉

在西方社会，卡莱尔的历史地位以及个人形象可谓跌宕起伏。当其在世时，尽管有人对其英雄崇拜的思想提出一些异议，但其飞泻如瀑、震撼人心的各类作品如《法国大革命史》（1837年）、《论英雄和英雄崇拜》（1841年）以及《过去与现在》（1843年，汉译本名为《文明的忧思》）(注：卡莱尔：《文明的忧思》（《过去与现在》)，宁小银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宁小银先生的这个译本不仅将书名改了，而且将内文的篇章结构也改了，甚至将绝大多数章节的标题也改了。另外，对于原文中某些比较晦涩的段落，译者或干脆省去不译，或用三两句将之“概括”出来。笔者认为，这种“加工”方式不值得提倡。) 等等还是为他赢得了无数的喝彩。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也曾给予卡莱尔的著作以高度评价，例如，马、恩认为卡莱尔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2] （P300） 在评论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恩格斯曾言：“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份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3] （P641）“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最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3] （P631） 马、恩的这些评述后来成为东方学者“重新评价”卡莱尔的重要依据。

卡莱尔的身后影响同样深远，在其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仍被视为无可替代的文学旗手而为英国民众所崇拜。英语国家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卡莱尔的著作，就不能算是受过教育。[4] 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政治诡谲却将这位已经作古的英语世界的“文化偶像”推进了绝世地狱。1945年，夏皮罗（J. Shapiro）在《近代史杂志》上发表《卡莱尔：法西斯主义的先知》一文，卡莱尔由此被封为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同时还成为种族主义的“形象代言人”。[5] （P97） [6]（P370）自此以后，在西方社会，卡莱尔的作品虽然仍被不断再版重印（如今其作品已几乎全被搬到了国际互联网上），但对卡莱尔的关注与研究却日益具有“民间色彩”，而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旗帜的西方各国主流文化界则以复杂的心态在疏远他、冷落他。当然，在现实的文化生活中，卡莱尔的形象从来也没有在人们的视野中真正消失。

（二）卡莱尔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变迁

在中国，人们对卡莱尔的认识与评价也多有反复，而且这种认识与评价在某些方面还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国文化特征。在卡莱尔晚年及其去世后的最初几十年间，精通东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曾给予这位英国文坛领袖以一定的关注。例如，曾当面聆听卡莱尔授业的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人”辜鸿铭（1857-1928年）就曾大谈卡莱尔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厌恶以及对中国儒家“人治”的欣赏，[7] (P542-543) 而有“国学大师”之称的梅光迪（1890-1945年）则将卡莱尔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西方知音”。[8]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间，卡莱尔在中国的形象却是一落千丈，人们不仅不再认同这位“知音”，而且将之斥为“反动阶级的喉舌”，是“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没落阶级”的代言人。[9] (P256-268)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卡莱尔在中国的命运似乎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与西方社会那种继续“冷落”卡莱尔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学术界，人们却再一次看到了卡莱尔思想中的各种“精华”，其中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为卡莱尔重铸“新生”。一是“辨证地看待”卡莱尔的英雄史观，认为“就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卡莱尔的思想“有其进步意义”。[10] (P193) [11] 二是以时空置换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卡莱尔社会批判思想的“现实价值”，认为卡莱尔“不仅仅只是同时代的指点迷津者”，而且还是“跨时代的思想启迪者”，卡莱尔是“真正的先知”，“‘是为后代而活着’的先知”。 [12] (P49-50) 另外，有些学者还开始重温卡莱尔对中国传统上“人治”社会的好感，并挖掘卡莱尔在“为中国伸张正义”方面所作出的“令人钦佩”的各种举动。[13] (P52-56) 经过如此这般的重新整合，原本人人避之的卡莱尔再次变得可敬、可爱、可亲起来。

在短短百余年中，卡莱尔先是从天堂跌入地狱，继而又从地狱跃上天堂，这一剧烈的反差值得人们深入思考。以前那种以白描手法对卡莱尔的“丑恶嘴脸”进行浓妆艳抹的做法显然不足为范。但是，如今这种以辨证客观为旗号而将卡莱尔视为“指点迷津者”和“先知”的做法是不是就妥当呢？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一些学者还存在一定的认识上的误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可能有“学术反思”的因素，也可能有思想偏好的因素，还可能有传统文化情结的因素，等等。除此而外，还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其一，卡莱尔的文字具有特殊的“魔力”。卡莱尔首先是以激情四射、妙语连篇的文学家的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将读者或听众领入他所创设的意境；同时，卡莱尔的许多文句都可以析为独立的警句名言，而且如果将之单独拿出来进行考察，其中往往会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正因如此，人们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其思想观念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其二，对马、恩经典作家的有关评论缺乏辨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虽然对卡莱尔的文采颇为欣赏，而且也认同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但是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却是与卡莱尔完全不同的，抛却这个根本差异而谈论经典作家对卡莱尔的赞赏，只能给自己、给读者造成误导。其三，研究者对卡莱尔的思想体系缺乏整体认读。人们往往只集中关注卡莱尔的某一本著作或孤立地考察卡莱尔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分析，而忽略了卡莱尔的精神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