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性福州

我旅居福州15春秋，一直以为福州仅是一座山灵水秀的风景城市，一座书香浓郁的文化城市，浑然不觉她更是一座豪杰辈出的血性城市，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近年经常徜徉榕城的三坊七巷——这片中国目前最大的古民居群、名人故居最为密集（200多座）的古城区，耳濡目染这里许多杰出人物叱咤风云的传奇与遗存，这才惊讶闽都的人文璀璨、英杰辈出、正气浩然，深感这座小巧玲珑的城市，这方充盈着儒雅之气与阳刚之气的土地，以及凝聚着众多青年才俊的青春气息与浩瀚才情的白墙黛瓦，格外可亲可爱、可圈可点、可钦可敬、可歌可泣。那些古色古香的土木佳构，既秩序井然、从容不迫，又规模适中、节制分明，截然区别于常见的权贵巨富豪宅；既洋溢着唐风宋韵、书画风流，又摒弃穷奢极侈的雕梁画栋、奇石名木。显而易见，这里多为书香门第、簪缨世家，这里的主人是一群崇尚文章道德的儒雅之士，而不是一批贪图荣华富贵的凡夫俗子，更不是一堆炫贵斗富的市井小人。这里因而能够成为近现代中国一处魅力四射的精神高地，成为东南沿海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化宝库，成为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极其危难的时刻擎天扛鼎的一群英杰的摇篮。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说：“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这里代代有英雄，英雄的名字照耀历史；这里处处有英雄，英雄的故事灿若繁星……

濒海福地盛产侠士豪杰

随意翻阅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一次重大事件，哪一次都不乏福州血性儿女矫健高大的身影。那些断金碎玉、穿云裂帛的声音至今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那些大义凛然的抛头颅、洒热血永远令人唏嘘不已，高山仰止。

一贯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奉为圭臬的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虎门销烟，震惊世界，彪炳千秋。而面对船坚炮利的英侵略者的军事挑衅，他果敢指挥反击，巧妙利用夜袭火攻大灭侵略者的威风，迫使屡吃败仗的英军夹着尾巴离开广州，雄强盖世；

被毛泽东推崇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杰出人物严复，从西方盗回思想之火。在甲午战争惨败后，他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宏文，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政治，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和民权思想，尤其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振聋发聩；又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设西学堂，倡习西学，震动京师；继在天津办报，撰写27篇社论，抨击时政，批判“君权神授”，提倡“尊民抑君”，为维新变法运动做了重要的思想与舆论准备。他在国人酣睡未觉时传播今天看来都极为重要的海权思想，令人拍案惊叹；

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前夕勇担风险上奏光绪皇帝，吁请以新法精练陆军，从而“命一国皆改兵制”（梁启超语），堪称“戊戌变法的导火索”和“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无私无畏；

“戊戌六君子”中年龄最小、锐气最盛的林旭，少年即负“神童”美誉。变法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为光绪帝起草上谕，推动废八股、改新政、设学堂、习西学、修铁路、开矿产以及倡办报刊等，对守旧派的奏折批驳用语犀利严厉，因而最为守旧派愤恨。但在得知大难临头时，坚决不肯离京躲避，还从容记述：“友人促我速至公使馆潜踪，我耻为之。今夕当归寓，焚所有缄札，免致为瓜蔓之抄。”慷慨就义时年仅24岁，义薄云天；

帝师、教育家陈宝琛对腐败的清王朝直言敢谏，以“激浊扬清”“清明政治”为抱负，评议朝政不遗余力，获“枢廷四谏官”美誉，尤其是言人不敢言，做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首发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奏议，石破天惊；

自幼博览群书的陈天听在1907年完成留学日本学业归国时，深感日本压迫、国难深重而痛锥心胸，通宵哭泣，愤极效法陈天华蹈海殉国（后被民国政府追认为烈士），生命如流星般照亮晚清的天空，震人心魄；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获悉巴黎和会上山东被转让给日本的消息后，连夜赶写《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付梓，疾呼“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他同时把这一消息急告北大校长蔡元培，引发了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他也因此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他还在北京大学红楼附近街头摆下一副棺材发表演说：“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要跟他斗到底。棺材已预备在此”，激起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与欢呼声，雄狮怒吼丧敌胆；

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福建时，福州学生纷起响应，隆重成立“福建学生联合会”，掀起了反帝爱国的热潮。他们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引起日人仇视。不久，学生示威游行队伍冲开军警防线，在商业区与日人发生冲突。日人竟派军舰三艘来闽示威，引起举国哗然，各地纷纷声援福州。全国民众及海外华人同仇敌忾，终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撤走军舰、书面道歉，并对伤者给予抚慰金及补偿损失。这是弱国外交的一次凤毛麟角的胜利，振奋国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史书记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的陈矩孙（陈宝琛之孙），时年22岁，任地下党燕大支部书记、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前期动员工作，将燕京大学的革命学生有效地组织起来。在游行的前夜，他又将参与游行的大部分学生匿藏在钓鱼台，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中坚力量。震撼人心的“一二·九”宣言也出自他的手笔。之后，他任刘少奇秘书，参加中原局的筹建。1940年受中央派遣，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任司徒雷登的秘书，积极配合北平特委争取司徒雷登，出色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统战工作，雄才大略显风流。

还有“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孤城、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王冷斋，以“义不臣倭”的民族气节赢得了广大军民的尊敬；抗日战争中，三个月率队击落日机31架的“空战英雄”陈盛馨，30岁遇难时全军哀痛；“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牺牲时年仅28岁……这些人视死如归，一切只为国家、民众的利益，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忠心耿耿，光昭日月。

如果说，古代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么近现代的福州完全可以媲美。而且，燕赵地广人稠，壮士习武游侠，多为复仇报恩而捐躯，与福州迥然不同。福州蕞尔小城、人口稀少，仁人志士又以书生群体为中坚，往往兄弟联袂，声气相通；师友勖励，道义相激，时代精英因而井喷式涌现，且前仆后继、无怨无悔。他们博学多才，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增进社稷民生之福祉为奋斗目标，全然不计个人恩怨，不逞匹夫之勇，识见超迈，境界崇高，情操冰玉，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