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的声音”里的诗人

一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第八届作代会在杭州之江饭店召开。晚上九点四十分，老友东君到杭，叫了我，又招来吴玄、雷默、唐诗云、马叙、赵柏田、夏烈、但及、马小予等，说一道去吃夜宵。我电话叫上阿航，随东君走进之江饭店南侧一家小酒店。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写作朋友，也难得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酒，菜还没有端上来，性急一点的，大呼小叫就喝上了。一众人开开心心，不知喝掉了多少啤酒。约十点半，唐诗云接到一个短信，她声音不大，却神色凝重地告诉大家：诗人高崎不在了，心肌梗塞！消息一出，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愿意去相信这样的短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因为没有人会开这样的玩笑。很快，集中到更多的消息：高崎其实已经去世多日。那几天，妻子王仁芳女士正巧不在家，陪二儿子到北京看病去了。高崎应该是突然发病，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而刚刚被人发现。

高崎是喜欢参加类似作代会这样的活动的，他曾告诉我，某次推选省作代会代表，他被当地主事者以种种口实拿掉了名额，为了争一口气，他就去找此公讨个说法，说到激动处、愤懑处，据说两人还吵了架。这一次他大概也不在受邀的名单中，但高崎诗歌创作的成就浙江诗坛有目共睹。这次倒好，他不来参会，却在大家聚会的时候，来了他黯然离世的消息。一桌同行，长久地沉默在凝固不散的寂静之中。

高崎，熟悉他的人，背地里都喊他老高崎。一个“老”字，代表他的年龄。但我不知道他出生于何时，多大的年纪。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小步进入老年。他出版的八部书，都有他的简介，但都没有标示他具体的出生年月。现在倒好，连他的死，也确定不了一个具体的日期。

老高崎生前我见过多次。印象最深的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日那一次。当时，省作协创联部的副主任孙侃兄在余杭双溪搞了一个文学活动，叫了我，也叫来了高崎，一拨人去双溪的山沟沟采风。这一次大家不住宾馆，住山上的小木屋。主办方把我和他安排在同一间小木屋。领到钥匙的那会儿，高崎很高兴，西装领带的他，身子笔挺，像个绅士，在我的前面带路。到了房间，床沿一坐，吱的一声拉开他的黑皮包，摸出一册自费出版的散文集，搁膝盖上，取出自带的钢笔，签好名，送给我，并随口说道：“邹汉明，你写诗写评论，多批评批评，指导指导，呃……”说这话的时候，高崎的腰微微弓着，头偏着，眼光不直视我，很骄傲的样子，真诚中又不乏戏拟的成分。他最后的那个“呃”我还记得它的声调。好像他们温州的作家大多有这个声调，东君、简人、程绍国都有这个“呃”。而老高崎的“呃”最夸张，也最明显，简直有挑衅的成分。我接过书，看到书的扉页上，从右到左，竖签了四行字——“邹汉明诗友指正”“高崎”“二〇〇六年春”“余杭”。高崎的钢笔字很潇洒，上下连笔写，飘逸而流畅，他显然练过书法，学的是郭沫若。高崎活着的时候，送过我三本他的作品集，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省第六次作代会其间，在杭签赠给我诗集《征服》。二〇〇四年春是在绍兴，赠我一册散文诗集《声音中的黄金》。这会儿是这本散文集《手握两个世纪》。高崎不同时候的签名如出一辙，都是竖写，从右到左，字体也一模一样，不过最后签上的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而且，高崎的三次签赠，每一次都把“汉”字写成繁体。搁一块儿看，好似同一时间签下的。

开水还没有烧滚（我每到宾馆即有烧水泡茶的习惯），甚至屁股还没有坐定，高崎就又掏出几张复印的字纸来，是我大学老师、诗评家沈泽宜先生二月份给他写的一篇诗歌评论——《“骑梦的更夫”及其他——高崎论》。沈先生跟高崎的交往，大抵跟我与高崎的交往差不离，无非省里的某些文学活动或会议上碰到，大家问个好，点个头而已吧，真要说触及灵魂的交流，我看也未必。所以，这篇把高崎称作“骑梦的更夫”的“高崎论”，沈先生只写他读高崎诗的感受，偶然写一点高崎的生平，纯属大路货。至于他们个人交往的细节，并不涉及。而且，我通篇读下来，沈先生以引诗通贯全文的结构方法，明显地有勉为其难的意思在。一遍读讫，我想，一定是老高崎催着沈先生写的。老爷子（我们私下对沈先生的称呼）也是被逼无奈啊。不过，沈先生毕竟是诗人，目力惊人，一下就看出了高崎的不凡之处：

一九九三年年终岁尾，我收到了一位温州诗人的首部诗集《复眼》……由于初次接触他的作品，当时我还无法或无力对他作出稍稍接近实际的评价，只是说：“在苍南（温州的一个县）的高崎，他的诗多思，灿烂，构思常常与众不同。”……高崎的不凡，在于能把众人熟知和习见的写得如此诗意灿烂……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字句里，闪烁着高崎非同一般的天才……（高崎）在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中作了才气纵横的诗意开发，将他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审美意向乃至宗教情结一次性地投放其中，使它在人人可以共享的阅读快感中，轻轻打开人的灵视、灵域，净化和提升人的灵魂。

以“天才”来称许高崎，大致是对诗人语言能力的至高赞美，而“骑梦的更夫”，则无疑表彰这名“天才”异乎寻常的勤奋，作为一名诗人，还有比这个评价更高大上的吗？诗是语言的艺术，沈先生认为高崎诗有“一种独特的力求抵达极致的语言”，其“诗的结构异常奇特，语言已经浓缩到了极致，确确实实与众不同”，所以，连续有好几年，他在他的浙江诗歌年度评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談高崎。比如，他在二〇〇〇年的《浙江文坛》诗歌评论中，早就有过“高崎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令人信服地打通了语言——现实——精神的通道，一种异常独特的个人化语言，终于奇妙地连接了大地、天空和充满和谐共振的心灵”这样的表述。

沈先生的这篇短论有一个奇怪的副题——“高崎论”。我的眼光在这三个字上逗留了足足三秒钟，我很有一点疑惑，沈先生给省里很多诗人写过评论，不记得有过某某论的。这文章不长，尚不足以担当“论”这个大帽子。这个副题，是不是老高崎自己加上去的？在这方面，我们的高崎先生一直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心。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