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北大”思维中的书院精神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古人说“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职责第一位的就应该是“传道”。

——习近平2014年考察北师大时指出

书院精神与大学精神之对比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对中国的两大传统非常推崇：一是科举，一是书院。不幸的是，这两大传统因清末新政而湮灭，胡先生对此曾多次表示惋惜：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书院的教育》，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

这段话主要有如下几层意思：（一）唐宋以来一千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书院，其主要功用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二）清末新政，废书院，兴学校，“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这种非此即彼、因噎废食的决绝态度，无异于“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是没有历史眼光的体现，这也意味着，一旦条件成熟，书院将重回历史舞台;（三）书院有其“独到的精神”，相对于学校的被动与整齐划一，书院的学生因为注重自学而主动，书院的老师因为注重因材施教而灵活。

书院与学校优劣的对比，毛泽东在1921年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也有精彩论断。他认为，所谓书院的主要问题在于，其研究内容“‘八股’干祿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上正当的学问。关于学校的坏处：

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简直异化为“一种商业行为”;

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

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

总之，学校“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因为被动，所以无个性，教育的平庸化则不可避免。

相对于学校的三大坏处，书院则有三大好处：

一是“师生感情甚笃”;

二是“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

三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

“优游”的“游”特别紧要。如果学生疲于奔命，则无法体贴到学问的滋味，一旦离开学校，所得必然易于忘掉。这一点，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1941年4月在《〈大学〉一解》（此文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由潘光旦先生代拟的文稿;另，潘光旦先生与梅贻琦先生、陈寅恪先生、叶企孙先生并称为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教育家之一，其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的成功范例）中有极为透辟之认识：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才是真正的“以文化人”。师生由“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关系转变为“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这正道出了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本质区别之一。

古人云，“学者，效也”，又云“学者，觉也”，老师必先引起学生效仿之爱慕，方能唤醒其自性之觉知，这正如大鱼带着小鱼游，跟着“游”是“效”，而会“游”则是自身的潜能，并非外在给予乃至强加。

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由之路》）

潘光旦先生这段话道出了自由教育之真谛。“填鸭子”的灌输从根本上说是违背人性的，“自由的教育”必定是“自求”的。“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得到最充分的重视。

过去有个成语叫“负笈求学”，现在更多的是“考学”，这是两种颇为不同的心态，耐人寻味。百年间，中国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仅学生有不同的心态，老师也有不同的心态，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恩师楼宇烈先生三年前在应燕京读书会之邀的讲演中有颇为形象生动的论述：

近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做马一浮，我们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理学家。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马一浮先生的文章，如果要跟他比，那他才是真正的学者，我们自己什么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真遵守“礼”。他说，“礼闻来学，未闻往教”，礼啊，只听说过你主动跑过来向我求学，没听说过我跑过去主动教你，于是，当年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先生专程去请他，说你到我们学校来讲课吧，结果马一浮先生搬出《礼记》这两句话，“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我不能跑过去当老师，他们要学就让他们找我来学。

当年我不太明白，怎么这么老顽固啊！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他这个有道理，我们在他面前都要汗颜。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也可以用变通变通嘛，但是根本精神是要坚持的。《礼记》的这句话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学习主体一定要有主动性，那你对他讲才是有效的，他根本没有想要得到，你去给他讲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来讲我来给大家讲，还是守了礼的。如果大家不是自愿来，我跑到这个地方来讲那就是“对牛弹琴”。

说“对牛弹琴”大家不要生气啊！“对牛弹琴”是批评那个弹琴的人，你怎么不看对象你就弹呢！学习最重要的就是主动性。《论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叫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常常讲“启发”，“启发”不是随便乱“启发”啊，要他胸中有这个要求，逼得他不发出来难受，这个时候你给他去说，他才能够受益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要求，他不“愤”，也不“悱”，你非得要“启发”他，可能吗？所以一定要等他“愤”，等他“悱”，这个时候“启发”才有用。

光有主动性够不够呢？还不行，还要能够融会贯通。不要今天我给你讲了一，你就知道一，明天给你讲了二，你就知道二，那我要让你知道十，那我得讲十次。所以《论语》里面接着这句话下面就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讲一个方的东西，方的东西有四个角，我给你讲一个角，你应该也知道其他三个角也是这样啊，结果我给你讲了这一个角，其他三个角是怎样的你不知道，这样的学生啊，趁早别教了，因为他不能够发挥学习的能动性去融会贯通。

学子一定要主动、自觉地求学，先生才能有针对性地教育，正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在我者也”。学子如果没有学习的要求，老师主动送上门，那就是“对牛弹琴”，类似于上文所说的“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希望的。“钱学森之问”，很大的一个症结就在此，失掉了教育的灵魂，何以涵育杰出人才？书院精神与大学精神最为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要守礼的，是要坚守和弘扬“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师道精神的——倘若“师”无“道”，“传道”有何意义？

书院精神与大学精神之融合

当然，中西文化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书院与学校也并非不能融合。事实上，“五四”以后在国学研究与人才培育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机构，都有书院精神的支撑。

1925年，清华成立了研究院国学门，亦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短暂的办院历史里，培养了数十位学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很多成为我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或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研究，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清华研究院在短时间内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章程》指明了它的根本精神之所系：

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院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段时期中，与国学根祗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

如果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西合璧的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原名国学专修馆）则基本上沿袭宋明以来的书院精神与格局。

1920年，近代著名教育家、工科先驱、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辞去南洋校长职务，以几近双目失明之身，创立无锡国专。他为无锡国专确立的办学宗旨为六个字，“正人心，救民命”，因为“当战国之世，孟子专崇仁义之训，斥去私利……今世一大战国也，于斯而提倡仁义之说，欲以救心而救国”，“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这个宗旨的制定并非偶然。掌校南洋时，唐文治先生就在大礼堂悬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横幅，并亲书“人生惟有廉洁重，世界须凭气骨撑”的对联，借以警策莘莘学子。

唐先生手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以张载的《东铭》、《西铭》，朱熹的《白鹿洞学规》，高攀龙的《东林会约》和汤斌的《志学会约》为精神先驱，馆内科目很特别地分为“躬行”“孝弟”“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和“挽救世风”十大类，前面三项和第八项与为人之道相关，中间四项与为学之方相关，其中“经学”“理学”“文学”基本上为传统中国学问的科目，而“政治学”一科的设置则凸显了唐先生经世致用的问题意识，所谓“凡士人通经学、理學而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有用，谓之通人;不能达于政治者，谓之无用，谓之迂士”，这是理学之空疏与朴学之繁琐之反动。后两项是希望学生们努力的目标。

在欧风美雨席卷华夏大地之时，师生傲然挺立，以“继绝学”自命。讲学的大儒“痛旧道德之沦丧，新文化之似是而非”，“深愿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国”;学生则谴责新学之士“见异思迁，抛荒古训”，“所有这些论说，都直接针对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参见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一文）。

1931年，国际联合会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参观无锡国专后感慨：“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培根除谈及国学之重要性，更宣称：“贵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与普通学校之使命不同。”这样的评价，给出了无锡国专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精准定位，可谓深得唐先生本心。

唐先生是它无锡国专这所“书院式的学校”（参阅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学特点》，见《文教资料》1985年2期）的灵魂性人物。对此，陈平原教授指出：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

那个时代，西学涌动，人心浮薄，“是今而菲古，骛外而遗内，尊西而忘中”是社会的大流，唐先生却中立不倚，为后世播下了不少读书种子。

无锡国专培养学生的绝对数量不多，却保持了极高的成材率，唐兰、吴其昌、蒋庭曜、王蘧常、魏建猷、蒋天枢、钱仲联、王绍曾、朱星元、王桐荪、郭影秋、吴天石、鲍正鹄、马茂元、冯其庸、陈祥耀、杨廷福、陈征、周振甫、汤志钧、范敬宜、姚奠中、曹道衡等一大批文史研究领域及其它领域的优秀人才，至今仍嘉惠学林。

书院制度适于传承中华文化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书院自有其特有之精神，一旦丧失自由讲学之精神而沦落为功名利禄之学，则书院名存实亡，反而会戕贼人才。对此，南宋大儒朱子早就有过明示：

先生至岳麓书院，抽签子，请两士人讲《大学》，语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疣！”

书院教育是超越于科举应试的，但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才来执行、来光大。这一点， 1949年由国史大家钱穆先生在香港创立的新亚书院的《学规》中有鲜明展示：

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传授各门课程的。

课程学分是死的，分裂的。师长人格是活的，完整的。你应该转移自己目光，不要仅注意一门门的课程，应该先注意一个个的师长。

宋代书院的设立，正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连续性是其缺点，而以人物为中心、有大贤之人则有高品质书院，不会因为被体制化而僵硬，民间社会的活力成为推动社会革新与进步的主动力，这是其优点。现代大学只看得到课程而看不到课程背后的师长，学生头脑也被死的学分纠缠得支离破碎，师长的品格成了不受重视的私德，人被学术异化，这是大学的流弊。

与朱子并成为“东南三贤”的大儒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这正是书院真精神所在。“唐宋以来一千年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书院，其主要功用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这是前贤往哲筚路蓝缕探索出来的、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有着千余年历史的中国书院，在开创儒家学派、挺立民族脊梁、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民族元气以及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振兴书院精神、借鉴书院制度更是刻不容缓，对此，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研究指出：

实践证明，借鉴书院制度对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的研究人才有着特别明显的效果。何以会如此呢？简单地说，是由于书院的体制有着与传授传统文化、培养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相适应的三个“打成一片”：把现代学校中分科的知识打成一片;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国学热”与当代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三个“打成一片”的论断颇为中肯。“把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就是师生亲密的“从游”关系，“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则正是儒家仁智合一、知行合一的伟大传统。对此，楼宇烈先生有精准的概括：

中国传统书院的根本精神，我以为就是教之以“为人之道，为学之方”，这是教育的根本理念和宗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礼记·学记》中明确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为立国之本，“立国之本”的根本之处并不是简单地教授知识，而是教之以“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

方者，术也，“道”为本，“术”为用，《中庸》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

如何让书院精神“活起来”？楼宇烈先生作为七宝阁书院名誉院长，给书院题过四句话，将“为人之道”和“为学之方”做了精炼的概括：

教之以爱，育之以礼，启之以智，导之以行。

在接受时任《小学语文·国学》编辑部主任张素闻女史的采访时，楼宇烈先生对这16个字做了阐释：

培养孩子关爱自己、关爱他人的能力，有些孩子不知道自爱。作为家长，首先要给孩子爱，又要让孩子懂得爱人，开发他的情商，而不仅是开发他的智商。只有懂得愛人的孩子，才会为了他人而努力学习，学习的动力来源于他对世人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要把关爱他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就讲到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这些都是行为规范，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得什么样的场合该如何言行举止。

开拓孩子们广泛的兴趣，包括求知欲，这个兴趣即便只有五分钟热度，也没关系，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广阔的兴趣，广阔的探索精神。

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能力，多让孩子们动手，包括叠纸、雕刻、女孩子学学插花，都很好。

“为人”与“为学”并行不悖，且以“为人”为统领，这16个字不仅对蒙学有指导意义，对大学教育一样有指导意义。《新亚学规》也指出：“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先成人，再成家，这正是“把为学与为人打成一片”的体现。

集天地正气，砥砺涵养尊德性

读古今文章，切磋琢磨道问学

这是楼宇烈先生为敬德书院至圣堂题写的楹联，“为人之道”与“为学之方”二者皆涵容于其中。

（本文选自：博览群书 2015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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