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籍版本学发展研究的历史职能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雕版印刷术；古籍刻本；版本学；活字版

摘 要：版本学是古籍研究、管理必需的一门重要学科，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驱学者对版本学的创建流通已积累了丰富系统的经验，有了一套完整的内涵与有效的理论体系，使后人得以享有借鉴。时至今日，这门学科又渐被忽略而成了边沿小学的倾向。为了发扬光大中国古籍的研究成果，必须呼唤从事该项工作的年轻学人关注重视。这是本文的一孔之见。

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1）06-0129-00

1 古籍版本的历史与现状

造纸术是中国汉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项伟大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光辉贡献。我国雕刻印刷术究竟起源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后期始有雕版图书的实据。［1］若此，中国雕版印刷术至今就有近1300年的历史了。

宋金元三朝，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全面兴盛辉煌的时期。特别是宋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出品之精，可谓空前。但由于历代兵燹水火，厄运丛生，图书损毁在所难免。“现在唐、五代印本，稀如麟凤，宋版书最多，今海内外存书不过一千种左右，有半为残帙及复本。”［2］如此，今天所称道的“宋版书”对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后辈青年来说，简直都成了难得一见的“古董”，更不用说怎样从版式、字体、行款、牌记、讳字、纸地、墨色、装帧等方面去深入研究它了。甚至元版、明版一类的古籍，能有机一睹，也算是一件梦想的幸事了。至于清代及建国前现存于世的古籍种类和数量，还是浩如烟海的。今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中收录的历代各类古书，就有38，891种，未收入丛书中的单刻本约有二万种。再加上大量各地地方志，有学者估计，我国古籍的总数约有七万至八万种［3]。为了弘扬古籍传统文化这一国粹遗产，亟盼设置充实版本学的具体措施，培养新一代研究人才，使古籍的管理流通正规化、科学化，后继有人，这就是当前版本学发展研究所要阐述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版本学与相关学科

版本学的兴起与发展有其传统历史。早在策牍、缣帛时代的西汉，经学家刘向、刘歆奉诏校书、开创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建立了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基础。三者是各自独立而又相辅相成的，不能分开。因此说，研究版本学，又不得不提及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录如何编制，又必然涉及校勘学的功能历史。

浩如烟海的中国雕版古籍展示了中华民族极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而版本学正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时期的诸多学士文人对古籍版本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初步重要贡献。可以说，宋代是雕版印刷业大步发展的阶段，学术活跃，著述涌增，书坊到处林立，刻书达到了空前繁盛时期，优良的刻工技术，精美的纸墨装潢，后世难以企及。由于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为版本学研究带来了繁重任务和广阔的前景。众多的藏书家都擅长版本学的研究。如叶梦得（1077－1148），家有藏书十万卷，他非常重视当时图书版本制作的研究，他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今开封）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4］这是对宋代“四大刻书中心”的客观评价，颇具影响力。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中国的时期，素以尚武著称。但文化事业并没有衰落，印刷业仍在继续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尊重孔孟，不改汉制，对中国图书的印刷还是重视的。元承宋代遗风，中枢置秘书监，又设兴文署等机构执掌管理雕印图书。元时除山西平水（今临汾）外，福建建阳刻书盛况，比之南宋有过之无不及。故元初的某些书刻，由于大部分经营主和刻字工人都是旧朝遗民，故书刻的风格特点与宋刻无大差异，但在字体方面有自己的特点。只是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低下，学术研究不振，版本学代表学者少，但综观整个元代刻书的规模、质量还是表现突出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很重视历代古籍图书的收藏印刷问题，从而推动我国雕版印刷业又一个盛期。印刷业的繁荣造就了一批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杰出代表人物胡应麟（1551－1602）所撰《少室山房笔丛》中有《经籍会通》四卷，集中体现了他的版本学思想，对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和版本学的价值言之甚为具体。如“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5］。这是胡氏衡量版本价值标本的关键，也是他最完备和准确的分析评价，为后来版本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丰富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这一成果代表了明代版本学发展的一个飞跃。

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因考据学的盛行，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目录学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对古籍“论其指归，辩其讹谬……辩章学术，考镜源流。”［6］以此立论，揭示图书的内容善俗，向读者宣传、推荐，指导阅读。许多学者和藏书家都十分重视古籍的目录编制和版本鉴别。因之促使清代的版本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先后涌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版本学家，当时版本学研究异常活跃，被视为“显学”。乾隆九年（1744）在昭仁殿建成的“天禄琳琅”是著名的皇家善本图书收藏处。乾隆四十年（1775）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10卷，收录善本书籍429部。嘉庆二年（1797）“天禄琳琅”火毁。重建后，敕彭元瑞等为后编20卷，收录善本书籍的数量增为659部。版本上也较前更为丰富，宋、辽、金、元、明五朝版刻俱全，这也充分体现藏书重视版本的良好首创风格。这就是官书所说版本之始。“在编排体例上，《天禄琳琅书目》完全以版本为纲，分成宋版、金版、宋抄、元版、明版等类别，而不采用流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学术分类体系，突出了版本目录的特点，成为后世侧重版本研究的目录之成功典范”［7］。

版本学与目录学是同源的一门学科。版本学是目录学的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清初，随着私家目录学的发展兴盛，版本学出现了很多成就。如钱曾（1629－1701）的《读书敏求记》、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纪要》，就是两部属于私人编撰的善本书解题目录，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并加详细考订。有人评论，钱书传世之后，“在图书版本鉴定方法上找出了一定的规律，提出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等不同特征以考定图书雕版刷印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8]。这种从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判别方法，不仅开阔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也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奠定了更牢固的基础。乾嘉之世，许多博学多识的藏书家如卢文弨、钱大昕、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等，善鉴别，重考订，对图书版本的校雠、刊刻及时代，都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考证，并将其发展成一门独特的学科。他们的诸多重要著述，影响版本学至深。延至清末，国势日衰，但版本学发展兴旺之势不减。在陆心源、缪荃孙等著名汉学家的带动下，取得了许多成绩。刻书业又呈现一派兴盛繁荣的景象。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云：“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版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齗齗于宋元本旧钞，是为版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底”［9］。这不仅进一步概括了目录、版本、校勘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说明其在清代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 雕刻本的类型划分与特征

古籍版本的类型划分方法很多，这里仅举一例。就雕刻版印刷业在系统上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之别，同时对图书版本的产生和流通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官刻本指宋朝以后历代各级官署所设各类机构出资刻印的书，主要供各级政府机构及官吏中流通使用。作为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构，由于资源充足，招致人才有方，刻印工艺上比较讲究，书品宽大，行格疏朗、版式整齐、校对精良，印刷不惜工本。因而流传至今的大多成了图书版本收藏者喜爱的收购对象。官刻本若从官署级别讲，一般中枢机构刊刻的书，则以其官署名称呼之，如宋代内府刻书机构国子监刻的叫监本，都察院刻的叫察院本。明代司礼监经厂刻的叫经厂本。清代武英殿刊刻的称内府本或殿本。至于地方各府、州县等官署机构刻的书，也以其机构命名之，如宋代漕运司所刻的书叫漕司本；元代各路儒学所刻的书称儒学本，府学所刻的书称府学本等等，官刻始终占着统治地位。

家刻本指的是历代文人名士和藏书家自家出资所刻的书，有时又叫私刻本、家塾本等名称。这类刻书主要以显世扬名为目的，亦具有非商业性的倾向。刊印的书多半是自己的文稿和深入研究过的书，或乡贤遗文与诗文集，故不惜重金组织人员刻印。所以在内容上、校对上，都比较丰富认真，印刷也校精致，由于校勘精良，书品考究，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很高。家刻书如宋代建安黄善夫的《史记正义》一直流传至今。明代常熟毛晋“汲古阁”，刻书六百多种，其中不少是版本讲究，校勘认真，技术精良，影响甚大。清代家刻本类型以丛书最佳，如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和卢文弨的《抱经堂丛书》等等，这些名家显士的刻书，很受版本学家、藏书家的重视。

坊刻本指的是宋及其以后历代各地书棚、书肆、书坊所刻的书。如北宋的建安，南宋的临安，元代的建阳，明清两代的北京、金陵、苏州、杭州等地，都开有很多书坊、书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名噪一时。虽然有时由于坊刻本是以牟利为主要目标，其中不少往往草率从事。他们无力追求善本，也偶尔疏于精心校勘而失原文，甚至不惜篡改割裂原著，以次充好，蒙蔽世人，以求善估。在雕版工艺上，一般对纸墨刻工不太讲究，务求易刻速售，印量又大，印得相对粗糙，是差于官刻本和家刻本的。但另一方面成本低，出书快，流通面广，对图书发行市场来说，传布知识，普及文化，保存前代名贤著述不致湮没无闻，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从其个别选本的时代或种类而言，亦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例如刊印的医书、农书、戏剧、小说、评弹等实用通俗的科技文学艺术作品，多是面对平民百姓的，有口皆碑，不能一笔抹杀。可以说，“坊刻是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是商品书籍流通的主体。”［10］

总之，版本的名称标志是很多的，因而对古籍版本类型的划分也非常繁，非一言一语所能概括之。

4 版本学的传承研究亟待重视提高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古籍传布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但由于经过不断的写样、雕镌、印刷等步骤和采用的版本不同，虽经多次核校，亦难免有脱讹之误。所以同一本古书，就有了不同时期、不同学人编纂的几种甚至十几种版本，而且不同地区不同版本之间，也会产生诸多差异和质量高下。“于是有断烂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节钞而文不完，有错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使不载明为何本，则著者与读者所见异。”因此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时，不但要据时分析各种著述的系统渊源、著录其卷帙，而且要借助不同版本校勘其字句异同，审定其真伪。此外对刻印类别、字体、纸地、墨色和题跋等也要进行确切的考订。使版本学在整理和研究古文献中发挥其 重要作用。

在一般历史较短的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图书馆中，可以说，宋、元时期的刻本古籍是难得一见的，而清以后的珍贵雕版古籍还有一定的比例。但在新一代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目中，又往往视为一般古书，认为只要依书编目写卡，供读者查阅方便就行了，何必还要追求版本呢？上述情况虽属个别倾向，但应值得注意。殊不知图书馆所藏线装古籍虽大半晚至建国之前，如不识版本，不知其内容和发展渊源，就难以提供准确可靠的资料来驾驭工作，指导读者去正确参阅精校过的好书。

古籍版本学是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专门学科。因而它与历史学、语言文字学等亦互有密切联系。凡从事古籍资料工作，不能忽视这门学科的作用。要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方法，全面揭示古籍内涵，促进学术研究的大发展。因此，从事古籍管理研究的新一代工作者，首先树立事业心，勤奋猎取有关版本的图书资料，日积月累，总有所成。即便没有条件对版本学进行高深的专业研究，以求知其梗概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业的发展［J］.文物，1981（5）.

［2］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3］ 李诗.谈谈我国的古籍（上）［N］.文汇报，1961-11-1（2）.

［4］ 叶梦得.石林燕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转引自姚伯岳.中国图书版本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徐凌志主编.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8］ 钱曾.读书敏求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9］ 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9.

［10］ 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编校：杨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