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上下求索

序言：暮然回首

从20世纪20年代王光祈引入“民族音乐学”，到50年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再到80年代至今的传统音乐研究(或称“中国民族音乐学”)，三个阶段，恰以三十年为界。乔建中将《集成》资料中的五十余篇“现状调查报告”逐篇细读，并生发感想：

由当下而追及历史，由民间音乐生存空间而反思当代社会文化的整体格局，由三十年来所经历的“集成编撰时代”而展望已经转接到的“‘非遗’保护时代”。其中将集成工作的现状调查的历史文化背景划分为中国民间音乐现代整理的三个三十年：第一次，1919－1949，传统音乐现代整理的第一个三十年——举步之期；第二次，1949－1979，传统音乐现代整理的第二个三十年——展开之期；第三次，1979－2009，传统音乐现代整理的第三个三十年——总汇、编撰之期——“集成时代”。

西方的“比较音乐学”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廖乃雄、罗传开，首先在内部油印资料《上音译报》上发表介绍性译文。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所以后来，一般就把这次会议看作中国推进民族音乐学的起点。”

客观地说，以1980－2010年的三十年为期，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进行阶段陛总结，似乎跨度太短。但这三十年穿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学科的建设、发展与逐步完善，并在嬗变中历经两次拐点：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每次系统升级，都是基于继承之上的创新与深化。

三十年，是通过田野调查和住居体验出新知的时期，也是争鸣交锋、百花齐放的时期。学者们东征西战、南驰北骋，一大批来自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报告，既反映了新一代学者的智识和认知维度，也为日后整合中国音乐文化版图积累了鲜活资料。

三十年，是学界涌现新人最多的时期。承袭前人优秀传统，敢于创新，老中青三代学者相互补充，既拓宽了研究视域，又丰富了研究对象；不仅为学科注入新鲜活力，且不乏历由积泞的特有厚重。

悉数“民族音乐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的过程，就是将国内外相关学科(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的前沿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使之本土化并做出音乐学独特阐释的过程。从侧重音乐技术到聚焦音乐文化，再到历史、文化、本体的“三合一”，学者们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既是一门学科，亦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理念早已影响、渗入到音乐学的其他学科中。

三十年的颠踬前行，在有限的篇幅之中如何能够一言道尽?唯有撷取春意中最亮的那一抹绿色略作描绘。

一、学科名称争鸣

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称谓在1980年以来的运用，沈洽论述道：

现在大家公认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正式将“民族音乐学”引进了我国……高厚永先生之所以倡导民族音乐学，是因他看到这门学科的观念和方法不仅完全适用于我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亚非拉音乐研究”等学术领域，而且能够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从而把十年动乱中受到摧残、当时尚处在萧条之中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复兴起来。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这样，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然而，事情从一开始就有争议，焦点主要是学科名称问题。

民族音乐学，不仅作为学科概念和范畴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同时也因为Ethnomusi-cology的“民族音乐学”或其他译名引发了很多讨论。部分学者提出以其取代以往称谓，部分学者提出以“传统音乐学、中国音乐学”命名学科。双方展开多次激烈争论。反对者主要是针对这一称谓中“ethno”带有的歧视非欧民族的含义，并认为“民族音乐学”是方法，包含不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某些内容，不能草率接受。而赞同者内部又有“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之争。略做总结，主要观点与代表人物如下：

民族音乐学——罗传开(1980)、沈洽、杜亚雄(1980)

中国音乐学——吕骥、魏廷格(1985)

音乐民族学——乔建中、金经言(1992)

民族音乐形态学——黄翔鹏、赵宋光(1992)

乐种学——董维松、袁静芳(1995)

音乐人类学——孙国荣(1983)、杨沐(2000)、洛秦(2006)

人类的音乐学——沈洽(2008)

学科名称的辨析，充分印证了民族音乐学本身所特有的“多元学科混融特征”。或许可以说，民族音乐学从其创始之初就具有了跨学科性质。这种混融状态——诸如对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在当代研究中显得更加突出和明显。

薛艺兵以西方后现代思潮和新理论、新方法为参照，分别从学科对象、学科目的、学科方法等方面，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历程进行评价和反思，提出可与国际学术前沿对接并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思路：

当内特尔(Bruno Nettl)这位最著名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现在也提出民族音乐学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学应该以其特色而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名称，他还直接提出所谓“印度民族音乐学”、“中国民族音乐学”、“非洲民族音乐学”、“西方民族音乐学”等具体名称，并且创造出“ethnomusicologl‘es”这个复数形式的“多民族音乐学”概念。于是，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按我们自己的中国学科特色心安理得地自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学”了……如果按后现代西方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重新认定民族音乐学的性质，我认为发展到今天的(主要是西方)民族音乐学，已经不能再以其研究对象来确认其学科的性质了，它已经是一门方法论优先的学科。

学科名称之争仅是表面现象。延续三十年辩论的实质，反映了传统音乐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学科建设的新构想。大家均希望有一个能涵盖研究视角的范围、方向、方法、理念等的新指称。表面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在文论之中各行其是。实质上，多数人逐渐接受了“民族音乐学”这一称谓。

但是，对于学会，情况却不尽相同。1986年，“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一个较之“民族”“民间”有更大的包容性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成为学者们云集其下的一面旗帜。悉数历届传统音乐学年会，如下所示：

历届年会，尽管仅在1980、1982年和时隔三十年后2010年的议题中出现“民族音乐学”字样，但却清晰明证了学科既不断融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