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春:越过半世纪的音符

心得,重温半个世纪的旋律。

温故而知心

朱践耳(著名作曲家)

五十年前,飘来了一阵温暖的春风,一枝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冉冉绽放——那就是1960年的首届“上海之春”。

从此,“上海之春”在每年的五月都会展现英华,吐露芬芳,令人流连称赏。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音乐艺术节庆活动,“上海之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上海、为全国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作、新人,如何占豪、陈钢的《梁祝》,丁善德的《长征》,吕其明的《红旗颂》,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都是在“上海之春”涌现而出的。

我于1960年夏回到祖国,并于1961年底调回上海。在第二届“上海之春”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和广播合唱团联合首演了我的留苏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并由上海广播电台会同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制作了长达一小时的俄文专题节目(其中,我还说了一段话)。这个录音节目被送往苏联,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那天由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苏联播出。那年正是我的作曲主科老师六十大寿,他听了这个节目,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之春”结缘,如今想来,如果没有“上海之春”那“一盘棋”式的总调度、总安排,三个音乐团体加上两个电台如此大规模地合作我的一个作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1966年第七届“上海之春”举办之后,“文革”开始了。这一停,就是十三年。直到1978年,第八届“上海之春”(此后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才又开始举办。此后的每一届“上海之春”,都有我的新作演出。

到了1986年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办时,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我新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中用了不少现代作曲技法,风格较新,初次内部试奏,得到的普遍反映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所幸的是“上海之春”的艺委会的审听结果是刚刚及格。于是,经过乐队认真刻苦连续一周的排练,《第一交响曲》得以在“上海之春”公演。公演以后,现场效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听众反响很好。经艺委会打分,这部作品竟然得到了本届“上海之春”的一等奖。这对我在音乐创作上继续进行探索,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在1995年的第十六届“上海之春”,我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专场,专场上演了我在1994年完成的四部新作——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这四部作品在形式上与传统交响曲模式大相径庭,可以说是一种“另类”或“异类”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演出结束后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我为“上海之春”感到骄傲,为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之春”上演感到骄傲——因为“上海之春”有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大度,为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作品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展演平台,不愧一个开放、创新、高品位艺术的现代音乐节。借此“上海之春”五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这朵宝贵的芙蓉青春常在,愈开愈丰盛!

我写《红旗颂》

吕其明(著名作曲家)

在这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五月,2010上海世博会拉开了盛大节目的帷幕,迎来了“地球村”的四方宾客。与此同时,我们音乐界也迎来了上海音乐舞蹈节创办五十周年大庆。从1960年“上海之春”举办以来,文艺新人辈出,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已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

在60年代,“文革”之前,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音乐界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我这个年轻的晚辈组成。1965年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各演出学校报来参加“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会上一致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当时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心中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这些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不过我又隐隐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进行了创作。回首往事,我感到若是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了这一机遇以及良好的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因此,我对这些音乐界前辈们充满感激、敬意与谢意。

当开始作品的酝酿和构思时,我的思绪立即辗转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情感的碰撞里试图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切入点。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红旗颂》以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祖国,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当年的峥嵘岁月、战斗生活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过。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南湖红船的油灯光中,在井冈山的丛林里,在遵义城的堞墙上,在淮海战役的战地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在西柏坡……凡有革命战斗的地方都飘扬着红旗。红旗,那是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那些血染的战斗旗帜和天安门的胜利旗帜,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和激情随之而来,将一个个音符挥洒在五线谱上。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着我写出了《红旗颂》。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集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自那次首演以来,《红旗颂》久演不衰,成为我国音乐节台上上演率、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由于《红旗颂》问世以来产生的巨大影响,它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我十分感谢听众朋友们给予《红旗颂》的关爱与支持、鼓励与认可。四十五年来,《红旗颂》没有被人们遗忘,使我从中得到了深刻启迪——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战斗生活的洗礼、磨炼和积累,我生成了一种神圣的、诚挚的热情。在创作中,我点燃灵感激情的火花,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党和人民军队,并把这种神圣、诚挚的爱融汇、渗透到《红旗颂》之中。同时我认为,作品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声韵,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的生命力。我觉得,以上几个方面可能就是《红旗颂》没有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吧。总之,我在创作中始终寻求自己的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以及作品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的高度综合统一,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奉献给时代和人民。

春天里来

陈钢(著名作曲家)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