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巩固党的领导力量
党内政治生活的炉子，如果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就炼不出钢来。1929年，周恩来同志关于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论述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对于新形势下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意义重大。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周恩来在1929年多次谈及党内政治生活，并明确提出“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的重要见解。重读周恩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关论述，会发现这些思想具有穿透时空的影响力。
论述党内政治生活的背景
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都曾谈及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这主要和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各种问题有关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对党内生活存在的问题更是洞若观火。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周恩来认为，“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929年6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了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不少错误的组织观念，提出要予以坚决地肃清。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极端民主化倾向、取消主义的发展、形式主义的残留、党内和平观念四个方面。比如，关于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周恩来指出，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管党的秘密存在与严重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地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威，形成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实际上，1928年11月，周恩来已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这个问题：“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关于取消主义的发展，周恩来指出，在工作环境艰难的情况下，党内取消观念正在从各方面表现出来，比如怀疑甚至否认目前组织上的进步，以为党已一无所有，否认党的旧基础的作用，否认指导机关的指导作用。这些错误观念严重干扰了党内正常生活，不利于党的进步、党的巩固和发展。
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思路
周恩来从加强组织建设的角度，对如何加强党内政治生活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加强党的纪律以巩固党的组织”等重要观点，充分显示出他对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刻思考。
支部是党的组织基础，应尽力发展并巩固党支部。周恩来认为，党要注意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支部的成分必须是群众中最勇敢最先进的分子。支部干事或书记必须是群众选出来最积极而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生活，要能经常开会，要讨论党内一切政治问题。支部的日常活动，要与党的一般政治任务相联系。周恩来还认为，每个党员必须为党工作。每一党员在支部中必须经常地参加支部会，按月缴党费，讨论党的政策及日常工作，读党报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党员在党内的生活，才能规范党员在支部中的生活。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周恩来认为，要通过“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党内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在革命时代，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但“这种条件决不是妨害了党内正确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适合于秘密条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在周恩来看来，党内的政治争论须是有原则有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论战，更不是离开实际策略的学院派的研究。民主化的正确运用，地方党部应成为最主要的枢纽，因为党的政策能达到支部，民主选举能自支部起，必须有强健的地方党部才能有适宜而正确的指导。他还指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方法，是加紧党内民主化，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认为“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中，首先要反对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党必须从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上实行政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入手，以求根本肃清。
严明纪律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周恩来看到，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是纪律涣散。他指出，有些不努力实际工作而专尚政治清谈的党员，常常不依照组织路线，在党内群众中间散布一些不同的政治见解与主张而妨害党的一致。有许多下级党部，更是纪律涣散。党员的言论行动，在平常非常自由，不受任何的拘束，有错误时亦受不到任何教育与制裁。他强调：“各级党部在目前的工作條件下，坚强铁的纪律特别必要，但同时应该了解所谓坚强铁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自己的责任的自觉上。”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向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防止和很快地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有了经常的教育方法与组织上的制裁，党员的行动言论才能得以约束，有了错误才能得以纠正。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在我们党遭遇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生活中存在诸多问题进而严重影响党的队伍发展壮大的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认真践行党内政治生活
周恩来不仅对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有很多思考和很深入的见解，而且一直是我们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方面的典范。他于1929年9月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素养，对红军内矛盾的处理显示出他既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又能实事求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品质。
在“九月来信”中，周恩来明确提出要纠正党内存在的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认为红军中的右倾思想，比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他认为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针对有人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妥，是“家长制”，他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这一思想，对于坚持党指挥枪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充分显示出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周恩来一直注意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遵义会议期间，他主动做自我批评，为党的事业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1943年3月18日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里明确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在1943年4月22日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又提出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等。在1954年2月举行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团结，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制定的六条规定。针对有的人依然对此存有疑惑，周恩来明确提出，这并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也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
重读周恩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论述，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新形势下，要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必须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为重要基础，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纯洁党的肌体，使党更加有活力、更加有战斗力。
（本刊编辑部摘自《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