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要做“改革促进派”

书记的讲话，到2014年1月公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选人用人思路已经成形。而《干部任用条例》公布后的一年多的具体实践，则反应了中央在用人导向与现实结合上的新布局。

执政党在选拔新的干部时具体会出于哪些主要考虑，又通过哪些方法保证中央的用人导向得以在实际中能够实现？中央的用人标准在具体实践中到底执行如何？《南风窗》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党校辛鸣教授。

中央选拔干部的思路已经很清晰

《南风窗》：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好干部的5个标准，2014年1月，中央在此基础上公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一系统性的干部任用文件，明确了中央的总体用人思路和具体选拔程序。对中央任用干部的大思路，你能否再做一些深入阐释。

辛鸣： 在《干部任用条例》里面，可以说中央的用人导向、用人标准和用人程序都说得很清楚了。

关于用人标准，即用什么样的干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好干部的5个标准的概括，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和清正廉洁。修订后的《干部任用条例》，鲜明地将这个好干部标准写进总则第一条，并围绕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5条标准前两条是核心，讲的是品德，“信念坚定”讲理想，“为民服务”讲宗旨，反映了“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当然，理想宗旨不能自说自话，还要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去，体现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要有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所以“勤政务实”和“敢于担当”成为了前两条品德标准的关键性品质。

而最后一点清正廉洁，则是底线要求，是整个前面“为民服务干事业”的保证。打铁还要自身硬，别人才找不出你毛病。现在有些干部有了权力后不是为最广大的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跟不法商人勾肩搭背，结果被别人拿住一堆小辫子，这样的干部，由于自身不干净，随时担心被别人告发，也就不可能敢于担当。

《南风窗》：大家觉得干部信念坚定这一点，以前好多年也没怎么强调了。

辛鸣：这个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大德和最重要的标准，是共产党干部和其他干部最根本的区别，也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核心中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宗旨和主义展开。如果共产党的干部自己没有了信仰，背离了宗旨，就不会从使命的高度看执政，从责任的角度看执政，而会把执政当作一种利益，把权力当成一种资本，这样怎么可能带领人民去完成民族复兴的大事业？

过去一段时间信念这一点我们讲得不太多，有着客观的历史发展阶段原因，同时也因为我们一些同志过于乐观地认为只要自己心里有这根弦就行了。可是这些年来的经验与教训表明，不提这根弦，时间久了相当一些干部心里就会松弛，甚至没有了这根弦。可是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共产党吗？没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了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还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我们仔细看看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官员，表面上看是贪钱贪色，实际上是丧失了信仰，不明白握有权力是要用来实现政治抱负的，而不是用在贪污腐败、封妻荫子等个人和小团伙利益上面。事实上过去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强烈的理想主义赢得执政地位的。现在特别再加以强调，除了一以贯之的要求外，也是对一些不良政治风气的纠偏与救治。现在一些组织部门在选用干部时往往特别注重“能人”，甚至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好像只要能干就行。但是，实践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政治品德不行，能干也可能会变成更大的祸害。

《南风窗》：理想谈起来可能比较务虚，似乎不好把握。

辛鸣：其实不难把握，虚不是无，务好虚才会有实功。共产党本来就是先进型政党，所以党员自然也应该是社会中的先进分子。不同的使命，需要的干部是不一样的。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然后才是需要什么样制度安排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明确，共产党的干部职位是干事业、做事情的平台，不是追求享受、谋求私利的工具。我们处于一个大时代，急切需要有担当有作为的政治家。过去30多年，我们的发展成绩很大，但也不需要讳言，领导世界的不是产品，而是理念和价值。除了能生产产品，我们还应当是生产理念和价值的国家。要知道，作为世界的一员，中国至少要做世界的伙伴，要一起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不能老当“打工仔”。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政治是如何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这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重大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把自己的职位当作干事业的平台，要争取中国参与世界新格局的构建。同样的大担当，放到一个省一个市，就是要把每个地方做大做强。在这样的大格局中，作一个顺应历史需要的政治家，就是最大的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哪还在乎你给钱给美色，在其中捞这个捞那个这些格调低下的诱惑。

激励干部勇挑重担

《南风窗》：所以对干部要求的关键，还是要在社会大转变的时期，有所作为？

辛鸣：是。鼓励干事业，但必须要有一条前提，就是没有私利，出于公心。

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过去30多年留下大量矛盾需要处理，需要啃硬骨头，如果干部遇事不敢担当，没有作为，躲着走，这样的干部就很难开展工作。敢于担当就是要去破解矛盾。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不怕事，就是要敢于直面矛盾。要化解矛盾没有皆大欢喜的。要破解矛盾干部就必须要有立场，有担当，要清楚明确地讲出自己要干什么。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寻求共识，共识的背后就是妥协，妥协的话，肯定不能让所有方面都完全满意，完全遂他们自己的心愿。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在过去曲解了和谐的概念，不去敢于担当，有些问题明知道是错的，也不说，该坚持原则的没有坚持，碰到问题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避开矛盾，喜欢做老好人。这样看起来是摆平了，但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

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这是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释放出更加明确的信号，是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是要把矢志改革者真正用起来。

《南风窗》：从最近我们接触到的实际情况看，地方干部在高压反腐的情况下，普遍存在担心做事出错，“不做不错”，消极不作为的情况。这不仅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中央倡导的干部用人导向显然也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如何判断做事的干部有没有私心，让有进取心的干部有一个开展工作的好环境，成为当前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辛鸣： “干部干部”本来就是用来干事的。整天不干事他自己都会慌。我们当然要反对干部的“不作为”，但更要反对不讲规矩的“乱作为”，反对包藏私心的“坏作为”。

有的人觉得有没有私心是一个思想问题，很难判断，其实这个是很好判断的。最简单的一条，是看有没有为自己和身边人谋取利益。虽然现在有些利益输送搞得很曲折，看起来似乎很难查处，但实际上社会发展到现在，真的要监督你的话，只要下定决心，并没有那么难做到。

我们的干部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无欲则刚”。不搞利益输送，问心无愧，这样才可能没有私心地做事。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这样的现象，在改革的初期，一些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改革成效可能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甚至不被人们所理解；而另一些干部的行为对改革的危害可能在短期内不会暴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干部改革政绩档案制度，动态地记载干部的改革政绩情况。

以用人改变政治生态

《南风窗》：在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清正廉洁似乎是一大难题。

辛鸣：查腐败干部意味着干部比较大的调整。现在新换干部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选没有腐败的。

前段时间山西选县委书记，很多人都没敢进入考察人选，于是人们就怀疑，我们的干部是不是没有干净的？其实不需要那么悲观。从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能用的优秀干部还是相当多的。更重要的是选拔一批能用的干部，并从一开始就严格要求，让大家看到政治生态的真正改变，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好干部就会越来越多。

当然，在用好干部的同时，还要教育、管理、监督好干部，当前尤其要把监督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王岐山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纪律？就是因为这些年来，一些党员对党纪党规淡漠了，甚至不以为然。

“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的内涵之一是指，对于那些还没到达法律层面的问题，法律不管的问题，我们的纪律得管。例如党纪对于党员的生活作风、行为模式、思想品德价值观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但国家法律可能没有管这么细、这么严、这么全。你可能不违法但已经违纪了。一旦违纪，我们就得有所行动。党纪比国法更严格。党纪之网的网格密度，要比国家法律之网高出一个数量级。你拥有着党员的权利，却要求被当作普通公民对待，这可能吗？

《南风窗》：其他还有哪些比较突出的关于干部选拔方面的改变？

辛鸣：这样的改变在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中有很多。比如，对民主评议的定位，现在不再要求百分之百的赞成票，因为现实政治中怎么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支持，圣人都做不到。如果真出现了百分之百，隐藏的问题更可怕。民主评议在过去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存在投利益票、感情票和跟风票等现象，导致民主推荐质量不高、推荐结果失真，部分地方、单位党组织过分看重票数，简单以票取人，一些领导干部因怕丢票，不敢担当、当“老好人”，甚至出现拉票贿选等问题。

还比如，过去有一段时间流行“考干部”，“凡进必考”，考个副局厅，简单以分取人、动辄面向全国选拔、“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导致“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甚至出现“考试专业户”等。因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要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引导干部在实干、实绩上竞争，切实解决“高分低能”、“考试专业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