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淮盐业经济影响下的区域文艺创作与消费

摘 要：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影响了区域文艺创作与消费。社会资本相对集中在少数盐官和盐商手中，他们常常利用资源优势供养文人、兴建书院、观评戏曲、刊藏书籍等。两淮盐业诗歌的创作数量激增，逐渐表现出家族性特征，也更易于被刊藏流传；相关的戏曲创作、观演及评点活动等常常表现出以幕府为中心的群体性特征，乾隆朝的扬州曲剧删改活动更是以不同级别的盐官为主体；而区域小说创作则能够从更广、更深层次反映两淮盐业的盛衰发展状况等，盐商们也常出资刊藏小说尤其是大型类书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

关键词：两淮；盐业经济；文艺创作；文艺消费

作者简介：李传江，男，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连云港校区副教授，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教育厅“青蓝工程”骨干教师资助项目，项目编号：苏教师〔2014〕23号；江苏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明清两淮盐业文化与文学”，项目编号：2014SJD66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113-08

明清时期的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艺消费亦是如此。这一时期的两淮盐业经济区域在统治者的保护下已日渐成为国家东南经济文化重心，社会资本积累相对掌握在少数盐官和盐商手中，他们利用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常常供养文人、兴建书院、刻藏书籍等，还参与各种场合的雅集活动，进行诗歌、戏曲的创作与评点。而社会大众对市民阶层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消费需求也相对增加，作为时代文体代表的小说更是多方面反映了两淮盐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盐政管理的混乱腐败、盐业运销的垄断利润、盐枭反抗的贩私卖私，等等。

一、明清两淮盐业诗歌创作与刊藏

有关盐业的诗歌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南风歌》，相传虞舜巡视河东盐池时见百姓采盐后操琴作此歌。但海盐文学记载稍迟一些，管仲《海王篇》“煮水为盐”当属北海盐业生产的较早记述，张融《海赋》“熬波出素”可以认为是近于黄海盐业生产的诗歌，并且张融为吴郡人，属于两淮盐业的可能性很大。真正明确记述两淮盐业的诗歌产生较晚，笔者能够检索到的最早的一篇为唐代刘长卿的《宿怀仁县南湖寄东海荀处士》，曰“寒塘起孤雁，夜色分盐田”。

唐代的两淮盐业收入是王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但作为唐王朝文学代表的诗歌中以两淮盐业为内容的却仅有5篇，其他4篇分别为卢纶《送王录事赴任苏州》、白居易《盐商妇（恶幸人也）》、许棠《送李员外知扬子州留务》、罗隐《淮南送卢端公归台》，这不能不说是两淮盐业诗歌的遗憾。尤其是唐代后期，大运河的贯通基本改变了原来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水运经济中心，广陵（扬州）很快成为南北水路交通和运输枢纽，也成为各地财货的集散中心，两淮盐业亦是如此，正所谓“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1]（陆贽《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P191）。宋朝洪迈《容斋随笔》记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

笔者检索2012年出版的张荣生《中国历代盐文学作品选注》，两淮盐业的诗歌数量从唐至元呈逐渐上升趋势，分别为唐代5篇、宋代7篇、元代9篇，而明代却暴增至77篇（其中明末诗人吴嘉纪个人34篇），清代更增至82篇。2虽然每个朝代的相关诗歌篇数并不能作为两淮盐业发展的主要参考依据，但也部分说明了明清两个朝代两淮盐业的社会认可度。

从共有的180篇淮盐诗歌的主要内容来看，有盐官35篇、盐民42篇（其中吴嘉纪16篇）、盐商23篇（其中吴嘉纪6篇）、盐运11篇、私盐8篇、盐场57篇（包括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盐业生产等）及综合4篇（涉及盐民、盐商、盐政、盐官等）7类。值得一提的是，与盐业小说、盐业戏曲不同，两淮盐业诗歌描述相关从业人员的盐民占较大一部分，而描写盐场风土人情咏怀名胜古迹的篇目也最多，这也是诗歌作品“言志缘情”特点的重要体现。并且在绝大多数作品中，诗人们多书写两淮盐业的繁盛，尤其是从正面（即使是私盐）咏叹两淮盐民及其参与的抗倭斗争，这又不能不说是对两淮盐业文学的重大贡献。

当然，两淮盐业诗歌研究还应该包括盐官、盐民、盐商所写的无关盐内容的诗歌，甚至还包括盐商出资、盐官主持编纂或出版的诗歌集等。与单纯追逐经济利益的普通商人不同，大多数两淮盐商不仅仅是利润的驱动者，更是融合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人生价值追求，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重要建设者。

在两淮盐商群体中，“徽商”可以说是重要代表，并且对两淮盐业文化与文学影响非常大。而徽州文化观念从来就表现为“崇学”与“崇儒”3，徽商的诗歌创作也较为丰富，他们积极与各地文人交游并参加诗社活动，还编辑出版诗集，甚至想通过诗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重塑作为商人的人生价值。周生杰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在城商经济蓬勃发展的過程中，伴随而生的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始终处在尚文崇教的基本价值观的有力抑制之下，没有泛滥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士人仍受到普遍的尊崇”[2]，这也正是中古长久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学而优则仕”等社会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明清时期两淮盐商在封建统治者优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赚取高额利润的同时，还通过捐资施善等方式逐步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开始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争相交往的对象，而同时拥有较高素养的商人也加入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使作家的成分发生了变化。[3]从诗歌角度而言，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虽然不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主体，但却能够凭独特的身份和视角以及颇具特色的人生体验使得明清诗歌更别具风采，在为明清诗歌繁荣做出特别贡献的同时，他们对于诗歌的崇尚甚至还超越了文学的意义，不仅诗学理论上有独到的见解，还与明清时期的诗派领袖在诗学思想上相互影响。当然他们的诗歌还反映了徽商文化的特殊内涵，“引发了明清商人价值观的转换”，要能够超越物质的羁绊，具有高雅的人文情怀，这种诗歌创作是“贾儒”的一种表现，更能彰显出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