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学”

社会上有一种印象，觉得毛泽东读西方著述不多，对西学不了解。毛泽东读中国古代文史著述确实比读西方著述要多，而且兴趣更大。但不能说他对西学不了解，或不愿意读。事实上，毛泽东对西方著述不仅有兴趣，所读在他那个时代并不算少。

阅读“西学”的情状

毛泽东自觉地接触西学，那时叫“新学”，是从1910年秋到东山小学堂读书开始的。1912年秋冬之际，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后来谈到自学的内容，给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卢梭的法律学和政治学著作，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等等，基本上是严复翻译的。应该说这是青年毛泽东一次比较系统的对西学的接触和了解。特别是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属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是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成因的必读之书。

毛泽东1959年5月15日会见智利政界人士时回忆说，我那时相信康德的唯心论、无政府主义，“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我相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这说明，读西学著述，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中产生不小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阅读译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刊。在当时，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毛泽东当时对西方近代思想家、哲学家诸如托尔斯泰、克鲁包特金、柏格森、杜威、罗素等，很感兴趣。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信中，他说自己“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指柏格森、罗素、杜威——引按）起，渐次进于各家”。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也主要向读者推荐译介西学的著述，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罗素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的《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趋势》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来寻求自己的“精神驿站”的。毛泽东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才得以确定。

从延安开始，毛泽东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他了解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学之一种，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后，才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读马列著作，不能不大量涉及西方的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不了解这些领域的西学基本内容，就难以读懂马列，就弄不清楚马列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列宁有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是他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笔记，毛泽东就很喜欢读，经常引用该书的一些话。他在1970年9月19日提出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就举例说：要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就应该读《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

读马列当然不能代替直接读西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谈西学，比较从容和宽泛。1949年访问苏联时，他集中看了一批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他讲，“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到晚年，毛泽东还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写的《拿破仑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等等。

毛泽东读西学著述，并非漫无目的。比较起来，他更感兴趣、更为注重和读得更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这样三类。

西方古典哲学“是我们的先生”

对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梳理过自己对西方古典哲学的认识：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说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割断它和西方哲学史的联系。

毛泽东对近代德国哲学的了解，有个实例值得一提。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毛泽东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读过一本《赫（海）克尔一元哲学》。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时，对他讲：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海克尔的书感兴趣。接着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结果只有施密特说看过，其他的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中文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爾，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

正是在阅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切感受到哲学作为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总是为现实服务的，并反映和支持着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颇有体会地说：“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虽然都是唯物论，但“各有特点”。没有对西方近代各国哲学的了解，不会有这样具体的认识。这段话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来发展和创新。

“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

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毛泽东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原因大体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比如，如何解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总是从弱到强的问题，等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文中，有个回忆，说毛泽东在延安同他谈话时，“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他又进而把我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他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方式及结果，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笼统类比。于是给刘少奇写信说：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

毛泽东阅读西方近代史，不仅从政治角度把西方资产阶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必要对照，还注意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和经验。1962年7月15日，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谈到东西方社会的差距，毛泽东说：我们都读过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西方国家的小说。西方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还是落后的。18世纪，他们的小说中还没有提到铁路、火车、电灯、汽车，他们那时还没有这些东西。到了19世纪，他们的这些东西也还不多。巴黎公社起义时的工人阶级，也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是规模比较大的作坊，好几十个人在一个作坊劳动，主要是手工劳动，机器不多。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百多年的事。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自然科学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明显特点，注重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和发挥。比如，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新概念》后，他提出：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再如，1974年5月30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当李政道解释他和杨振宁1956年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时，毛泽东的理解是：就好比我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好比我的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意思是事物在对称中有不平衡。李政道现场演示了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不是一个意思后，毛泽东还发挥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

法国的拉普拉斯在1796年发表的《宇宙体系论》一书，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巴黎大学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早先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在自然科學研究上，毛泽东始终承认西方走在了前面，并力主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也主张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但破除迷信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对此，在1960年3月18会见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学习他们。每个民族都有长处和缺点。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仿制外国的产品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选自2017年第21期《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