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开始的地方
在冬日明丽的阳光里，我循着老学长们指引的路线，开始了我的寻觅之旅。
从高楼鳞次栉比的北京西单闹市口向南，都市的喧嚣瞬间抛在脑后。尽管从未来过这里，可是漫步在狭窄陈旧的新文化街上，却有一种异样的亲切在心头。
走到街道的西头，向南没多远，眼前赫然出现两扇黑漆铁栅栏大门，上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牌——“鲍家街43号”。
我知道，我到达了今天一路寻访的终点。
我感到，这里也将是我的精神之旅的起点。
门卫没有阻拦，我信步走入半开的大门。
眼前豁然开朗，一个轩敞的古老庭院出现在眼前。北面的汉白玉石阶上，是面阔五间的大殿。整个建筑显然刚刚修缮过。金黄的琉璃瓦，大红的墙壁门窗，绚烂的檐下彩画，在阳光下炫人眼目。
我知道，眼前的这进院落，是清朝末年醇亲王府的遗存。在这里，曾经诞生了大清帝国的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座王府成为“潜邸”而不再有人居住。后来，醇亲王府搬迁到什刹海附近，俗称“北府”。相对于末代皇帝溥仪出生地“北府”而言，位于鲍家街的这座王府倒是鲜为人知。
更鲜为人知的是，1952年6月至1955年2月，培养留苏学生的摇篮——留苏预备部，就设在这里。
如今，这里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部分校区。空气中若隐若现的悠扬旋律，早已取代了昔日朗朗的读书声。角落里无处不在的中外演出海报提醒我，这里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
今天，站在这个历尽沧桑的院落里，我突然有了一种激动。
100多年前，6岁的光绪皇帝从这个院落中走出。等待他的，是“变法维新”、“帝国中兴”的迷梦；
50多年前，也是从这个院落中，走出了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肩负整个民族的期待，从这里启程走向世界，去完成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神圣使命；
今天，无数才艺兼备的青年才俊，从这里呼啸启程，走向世界的广阔舞台，去展现自己张扬的个性，放飞人生的绚丽梦想。
鲍家街，梦开始的地方……
缘起
说到成立留苏预备部的起因，就不能不提到1951年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
1951年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名优秀青年便云集北京。
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由于时间紧迫，这批学生只是在北京集结一个月，简单了解了一下苏联国情，就匆匆上路了。
到达苏联后，这批学生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俄语基础几乎就是“零”，绝大多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了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准备，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就犹如一群赤手空拳的战士冲上了前线。
曾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我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我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我们几个听课的还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
既要从头学习一门语言，又要完成学习和研究，还要逐步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郭子恒(原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创伤外科矫形外科研究所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忆：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句。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5年7月，苏联塔斯社播发了这样一条电讯：
苏联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术委员会授予中国医师潘世征医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苏联著名科学家认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潘世征1951年到莫斯科学习，那时他一个俄文字都不识。现在，在他的论文参考文献目录上已列有苏联作者的学术著作200多种了。
潘世征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医学专家。出国之前，他已经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政委兼卫生部部长。1951年，36岁的潘世征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甚至连洗澡前往浴盆放水的这点时间，也要拿一本医学著作阅读。有一次，潘世征照例利用这个间隙读书，忽然感到脚下热气蒸腾。他低头一看，原来看书太入神，水从澡盆中溢出来都没有发觉。对于潘世征的论文，苛刻的苏联导师给予了最优的成绩。而他在答辩时说的一口流利纯正的俄语，更令在场的苏联科学家个个目瞪口呆。
然而，由于对当地生活不适应，以及对学习压力思想准备不足，个别学员在心理、身体上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疗养和考察。期间，林老与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进行了密切接触，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林伯渠归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5D0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95％。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两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
林老建议：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于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
渐渐习惯的)。
林老的意见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关注。总理随即做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
留苏预备部
1951年12月初，留苏预备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经过研究，国家决定将留苏预备学校设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之内，由俄专校长统一领导，因此又被称为俄专二部。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简称北京俄专)是和新中国同日诞生的，其目的在于为新中国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校长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毛泽东主席首席俄文翻译的师哲，副校长是张锡俦。
1952年2月，留苏预备学校迎来了第一批600名学生。由于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辅仁大学部分校舍栖身。
1952年6月，俄专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区西南角的鲍家街21号，即醇亲王府的旧址。在50年代初，王府建筑还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空闲的殿堂廊庑经过简单修缮，就成了俄专二部师生的课堂和宿舍。这时的俄专二部已正式命名为留苏预备部。
由于王府内空间狭小，教育部又将附近石驸马大街18号——北京女八中的部分校舍腾出来，供留苏预备部学员住宿使用。
每天，学员们要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步行大约一公里的路程，可以想像，当年在石驸马大街上，众多学员夹着书本，成群结队往来穿行，该是怎样忙碌的景象。
据当时的学员回忆，由于教室有限，上课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一部分学生早8点至下午2点上课；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从下午2点上课到晚8点。
“所谓男生宿舍，就是一个偌大的房间。摆满了上下两层的硬木板床，百十号人挤在一起睡觉。连桌椅板凳都没有。”1954年入学的学员任满仓回忆道。
吃饭也没有固定地点。学校在伙房旁边用帆布支了一个大棚子，学生们用饭盒打了饭菜后，有的回到宿舍吃，有的干脆就在棚子下或蹲或立“解决战斗”。
体育锻炼的场地也是大问题。校园里没有跑步的空间，学生们只好出校门，沿着古老的城墙和狭窄的街巷跑上一圈。
如今，留苏预备部旧址经过一系列的拆改，只剩下一进院落，湮没在后来的钢筋水泥丛林中了，门牌也变成了鲍家街43号。石驸马大街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1969年，这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被取消，街道更名为新文化街。
为了迎接派遣留苏的高潮，位于海淀区魏公村的留苏预备部新校址破土动工了。
1955年春节后，刚刚度过寒假回到北京的学生们，被通知到新校区报到。
一进校门，眼前的一切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宽敞的校园里，矗立整整7座高大巍峨、气势恢弘的大楼!“那感觉，绝对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一位学长告诉我。
伫立在面前的，是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5层教学楼。建筑呈“凹”字形展开，如同张开的巨大的臂膀拥抱来自远方的学子。教学楼两侧，是同样风格、对称排开的6幢高楼。在这当中，5幢是学生宿舍楼，还有一幢是专门的外国专家楼。师生的住宿条件大大改善。楼内长长的走廊里，对称地分布着一个个独立的房间，每个房间内平放4张床，还有一个共用的写字桌和4个小方凳。
楼群中央，是一个宽敞平坦的大操场，可以做操，跑步、踢球。学生们日常体育锻炼再不用出校了。
留苏预备部不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在教学水平方面，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所有高校中都是一流的。
学校聘请了一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苏联语言专家，后来由于人员不足，又从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的家属中聘请了一部分人来讲课。
中方俄语教员则来自于各校俄文系刚毕业的学生。昨天，他们还是课堂上的学生，今天就要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员们掌握尽可能多的俄语知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他们的辛苦和紧张，丝毫不亚于学生。每天，教师们白天讲课，下班后还要备课，准备教案、与学生谈话，总要忙到深夜。当时在留苏预备部工作的王敏慧就住在教师宿舍楼对面。她至今清楚地记得，对面楼里家家户户的灯光在夜里12点以前就没有熄灭过。
留学生派遣人数逐年增长。1955年，在留苏预备部同时就读的学生超过2000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满员。等到1956年出发的时候，学生专列整整发了3趟。这批学生离开后，由于留学政策调整，留苏预备部在读人数锐减，设施和资源出现富余。1956年8月，留苏预备部又回迁到鲍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回到魏公村，算是留苏预备部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由于中苏两国关系趋冷，留苏预备部也辉煌不再。1959年1月，留苏预备部与一街之隔的北京俄语学院合并，校名仍为北京俄语学院。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只有百人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开始往英国、西德，法国等国派遣留学生。于是，留苏预备部改名为“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并陆续增加了英语、德语、法语等语种培训。1973年，“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作为北京语言学院(现校名为北京语言大学)的部分，搬迁到原北京矿业学院所在地。
从1952年到1960年，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暂，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从它的怀抱走出了不胜枚举的新中国领导人、科学泰斗、学者名流，还有无数为祖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各行各业的骨干。这里，铭刻了他们矢志报国的豪情；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艰难求索的足迹；这里，是众多新中国未来栋梁之材放飞梦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