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商人之圣与社会事业的典范

前篇《中华原始营商哲学的一代圣贤》（连载六）主要讲的是计然，也提到了范蠡，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和老师计然是一个纯粹的道家人物不同，范蠡的经商思想，虽然也以道家学派的“宣夜说”作为自己的核心架构，但是，范蠡更是一个将道、儒、法三家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的一个集大成者。

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17年，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约于公元前420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华商人圣祖。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范蠡身上有着浓厚的楚国哲学精神，也就是我们说的道家精神。在春秋时期，楚国人才辈出，甚至一度形成了一个局面，叫做“楚材晋用”。楚国的哲学传统，讲究的是“经世致用”，也就是说，通过探求宇宙的本源和天地运行的客观规律，来指导现实世界中的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非常具有科学的理性精神的哲学观和思想观。老子的道家思想，并不是我们理解中的那么虚无缥缈，实际上，反而比儒家的学说更加具有积极的“人世”精神。相反，孔子的儒家学派，表面上到处行走，宣扬政治主张，实则过分地夸大了“人”的作用，用已经死去的周“礼”来拯救现实的世界，也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

虽然孔子的学说，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可是，其中对人的积极能动性强调的一面，还是补充了道家文化中过于玄虚的一面。儒道互补，天人合一，成为当时南北文化第一次大碰撞后融合的产物。范蠡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个时代，将老子和孔子的精华融于一身，再加上对管仲的“水”的思想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使他具备了远远高于世人的思想和哲学观。也正因为如此，在宛地做官的文种，才数次前去拜访，并且最终弃官，和范蠡、计然等人道来到了越国，建功立业。

范蠡见到越王后，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持盈、定倾、节事”，也就是“天、人、地”。范蠡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中华原始营商哲学的一代圣贤》（连载六）说过，计然阐述的是一套完全客观的、科学的营商哲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数”字。

而范蠡，则进一步将天、人、地联系在一起，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和”字。简单说来，“持盈”，是指用于形势大好时的原则，用于长久地保持盈满状态而不走向衰败；“定倾”，是指用于形势危殆时的原则，用于有力地挽狂澜于既倒，稳定即将倾覆的局势；“节事”，是指用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原则，用来发展生产，积蓄实力，等待时机，以求反攻。

“持盈”在于“天道”。“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持盈”的方法是按“天道”行事。“不溢”、“不骄”、“不矜”是天道的基本规律。天是什么?天是虚空的气，四处流动，生生不息，将万物都包含在其中，却没有任何的欲求，因此也就从来不会生出骄矜之心。连包容整个宇宙的道，都这样谦虚，这样虚空，永远都不会满溢出来，那么，与天相比，人取得的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产生溢、骄、矜的心态，是多么的可笑?这正是不能保持成功与兴盛，很快由盛到衰的原因所在。

“定倾"在于“人’。如何挽回已经形成的危局?怎样将倾倒的大厦加以支撑，保留最后一线生存的机会?这个时候，就要完全地去利用人性中的弱点了，也就是：“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意思是说，完全地表示臣服，以最大的努力；去满足对方的欲望，比如金钱、美女、骄傲自大等，如果对方还不放心，就亲自去做对方的奴隶，将生命整个交给对方。这句话，可以说对人性是一种洞察入骨的描述，也是范蠡通过其“徉狂”，远离尘世，而获得的对人世的一种观察，一种烛照。他给勾践的具体建议是：派文种去见吴王，“请以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随之以国家之重器”，乃至“以身随之，君王制之”。最终达到让吴王退兵、保住越国的目的。

“节事”在于“地”。《史记•越王世家》的《索隐》解释是：“地能财成万物”的意思。范蠡对此也有详细说明：“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就是说，土地和天道一样，是博大没有边际的，对万物都一视同仁，都给予同样的生存和生长的空间。因此，要想东山再起，反攻吴国，一定要去向地寻求帮助，也就是说，要有充足的物资装备，作为战争的基础，而只有大地能提供所需的各种物资。至于如何利用地，如何通过自然规律来使地为我所用，这就用到范蠡的老师的“计然七策”了。

纵观上述三点，不管是天，还是人、地，都包含着一个最朴素的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和”字。

和，即和谐。天是和谐的，地是和谐的，人作为天地之间唯一的主宰，必须做到上与天和，下与地和，中与人和，只有完全地做到了这三点，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这一“和谐”的思想是如此厉害，以至于一个已经被吴国打得奄奄一息的小小越国，最后居然能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和大名鼎鼎的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并称“霸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不过，与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间传说，事实上，范蠡隐退时已经68岁高龄，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但是人们总愿编织出英雄美人的佳话，因此才有泛舟五湖这一说。但史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后来，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将自己的哲学从国家层面转入了个人人生层面，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在大的哲学方面，范蠡运用的还是自己的“天、人、地”的和谐哲学思想；小的方面，则运用了老师“计然七策”中剩下的两策，19年中，三致千金，又三次散尽家财，去帮助社会上的那些贫困弱小的人们。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道德经商，是中华商人之圣，是社会事业的典范。

今天，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一批批商人和企业家们，应该借鉴范蠡经过19年的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散财”哲学。

从字面上来说，“散”与“聚”相对，经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聚财的过程。但是当财物聚集过多，就必须散去，犹如水从一滴滴聚集成湖泊、江河，最终都必须融入到大海中，才能永远保持其活力，而不会干涸。

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散财”哲学直接从范蠡的“和谐哲学”发展而来。正如同范蠡自己所说：“为官则官至卿相，为家则聚千金，不祥”。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些都是不祥的预兆。因为这样一来，天地间那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一旦失去了和谐，祸事自然就来了。文种就是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被杀了头。范蠡呢，做官能够放弃高官厚禄，经商能够放弃千金之富，就是因为时时刻刻，注意用自己的“和谐哲学”去保持平衡。作为社会的财富，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去获得，但是如果你把所有人的财富，都聚集到自己手里，这当然就会造成整个社会上财富失衡，财富失衡，引起了社会失衡，于是，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社会动荡不安，个人的财富再多，也会保不住。

相反，如果能够主动将自己的财富分散出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那么个人的和谐，就会促成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有了更加良好的经商环境，反过来就容易聚集更大的财富，再分散出去，就会促进更大的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小到个人的人生和谐，大到社会和国家的和谐，用人的调节作用，来达到天与地的和谐，最后，天、地、人三者都达到了和谐，宇宙也随之达到了和谐。这就是范蠡一生最高的哲学思想。

所以说，范蠡被尊为“商圣”，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和自己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将经商从整体的层次上提升，从个人自发、自觉的经营活动，上升为社会事业，商人也因此从个人、家庭的谋取利益者，变成了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是个历史性的跨越!于是，经商才有了一个极具正面光辉的形象比喻：“陶朱事业”。

提到“陶朱事业”，就要说到陶朱公（范蠡）唯一的弟子猗顿。据《史记集解》引《孔丛子》，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家境贫寒，活得可以说十分不容易。然而，他又是一个很有志向和抱负的年轻人，时刻留意外面的天下大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资讯”。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一代谋臣范蠡隐姓埋名，到了定陶，以“陶朱公”自称，而且在数年中积累了无数财富，几次散尽家财，接济百姓，佩服得不得了。于是，他立即来到定陶，向陶朱公请教迅速致富的方法。

陶朱公十分同情这个贫困潦倒的年轻人，很愿意帮助他，就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猪、牛、马、羊、鸡，也就是说，通过农牧业、养殖业，迅速积累起来第一笔资金。不仅仅是给予忠告，陶朱公更给猗顿指出了一个可以立足和发展的基地——西河。

当时，在西河一带居住的是一个叫做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境内)的部落。猗顿来到这里后，就跟随了当地人姓氏，并且在这个部落稍微南一点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叫做“对泽”的地方。这里土壤潮湿，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畜牧的理想场所。

在这里，猗顿迅速地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历史记载“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

有了这么好的基础，猗顿却并不满足，他立刻把目光瞄向了离这里不远的“河东盐池”，这也是陶朱公当时让他来这里的目的之一：因为陶朱公在齐国的时候，就是靠贩盐起的家，而猗顿的目标，是成为像老师那样的大商人，所以，他在完成了初期的积累之后，自然而然，下一步就要展开对盐的贩卖经营。

《尧、舜、禹建都的启示》（连载二）曾表述过：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其实是盐文化。华夏最古老的文明，始兴于河东盐池（现山西省运城市）附近。河东盐池是尧、舜、禹建都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两次大的战役，黄帝与炎帝的战争，炎黄部落和蚩尤的战争，都是在围绕同一个地点、同一特殊的资源——河东盐池的争夺。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叫做“不得河东不得雄”。

“河东盐池”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当时，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并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3/10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绝非普通的百姓，而是“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经过10年的积累，就已经属于这样的“豪民”行列，所以，也就取得了一张去开发河东池盐的“致富通行证”。

据考证，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伍姓湖，又从伍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不但在制盐业、运输业纵横驰骋，而且在珠宝业，猗顿也成为中国这个行业的鼻祖。《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至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

也正是猗顿的经营，以一人之力，将晋国交通闭塞的状况，一下给打开了，从根本上解决了晋国的“瓶颈”。晋国经济全面复兴，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晋国又在中国历史的战国舞台上，上演了将近200年的风云霸业，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猗顿虽然富甲天下，已经可以和自己的老师陶朱公齐名，但他最推崇的却是老师的“散财”哲学。他富起来以后，并没有忘记自己当初许下的接济百姓，为天下众生谋福利的誓言。

在那个诸侯争霸，战火纷纷的年代里，他不但把自己的粮食和马匹捐给了国家，保卫了国家的安稳，给人们留下了“急公奉饷奏凯歌”的感人事迹；而且，看到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灾民，就开仓放粮济贫民，留下了“济贫店，舍饭站”等遗迹，至今，王寮村的西南巷，人们还习惯性地叫它“饭家巷”，因为这儿就是当年猗顿恤孤怜贫，博施广济的遗址。

作为历史人物，范蠡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关注。关于对他的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历代统治者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表彰范蠡，为什么？因为范蠡不是忠臣，他见机行事，巧妙脱身，这在统治者看来，不够忠心耿耿，既然不是忠臣，故范蠡的名气似乎比不上诸葛亮、岳飞。其实，范蠡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正表现了他的人生智慧。古代的不少忠臣在政治漩涡中打拼，气节虽高，但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对统治者表彰的“忠臣”要做具体分析。在对范蠡的评价中，多在谋略这一层面上。如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范蠡被列为九等人的第三等——智人。上面是圣人和仁人。智人，有智慧有谋略之人。三国人刘邵在《人物志》中则把范蠡列为术家。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把范蠡作为谋略家看待。

笔者认为，范蠡虽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但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作为一代商圣，范蠡的经营思想非常丰富，对于今天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弘扬范蠡优秀的思想，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社会进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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