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回顾

编者按：实证会计研究是近年来在国际会计界比较流行的相对于规范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引起了我国会计界的关注和尝试。受实证经济学的影响与启发，实证研究逐步被引入会计领域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来，以Watts、Zimmennan、Verrecchia、Shackelford、Shevlin、Fields、lys和Vincent等为代表的会计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研究，并相继在《会计评论》、《会计研究杂志》等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实证会计理论文献，从而使得实证会计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普及和发展。八十年代，随着Watts和Zimmerman《实证会计理论》的问世，实证会计研究成为财务会计研究的主流，美国的实证会计理论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时至今日，实证会计研究仍是方兴未艾，其大量研究成果为推动会计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借鉴与学习西方会计研究方法，本刊特约请组织有关学者，对美国权威会计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并为学界所公认的主要经典实证会计研究文献进行了编译，自本期起始予连载，以期为读者了解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理论基础、历程发展及其学术成果提供帮助与启示，同时也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推进尽一份力。

罗斯·L·瓦茨(Ross L.Watts)和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JeroldL Zimmerman)于1990年在《会计评论》发表了《实证会计理论：十年的回顾》(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A Ten Year Per-spective，以下简称《回顾》)一文，对其在1978年与1979年发表的两篇著名论文《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Towards a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理论》)和《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市场解释》(The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accounting theories：the Market for Excuses，以下简称《解释》)发表之后，接下来十年内发表的实证会计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与评论。

一、文献内容的背景

《回顾》一文中指出，1978年的《理论》有助于实证会计的产生，实证会计文献对实践进行了解释，指出了契约成本的重要性，并发现未知的某些经验规律。1979年的《解释》引发了一场有关方法论的讨论，但并不是富有成效的。这篇综述分析性的论文，试图消除此次讨论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理解，同时也指出在会计选择中改善实证研究的方法，这些改善最重要的是使理论和实证之间更加紧密联系，同时也建议需改善的是模型的提出问题；它认为在回归中变量之间具有内在性，并指出值得改善的地方是减少因变量和自变量的计量错误。文中强调指出，上述两文的经验规则在不同的环境被复制。显而易见，公司会计选择与其他公司变量如公司影响、公司规模之间是有联系的，在研究中这些关系几乎是一致的。实证会计研究指导寻找经验规则，并对经验规则进行解释，但目前，还没有其他的系统理论能够对在文献中阐述和试验的规则进行解释。作者表明该文的目的在两个方面：首先，表达对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和现状的观点，并总结了一些系统的会计经验规则中的证据；其次，对用于经验规则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进行评价，讨论了对原稿以及后期的实证会计文章中的批评性意见，解释了某些会计实践，同时也对实证会计文献未来发展方向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实证会计理论的早期发展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当Ball&Brown(1968)，Beaver(1968)等人将实证会计方法引入了财务会计，现代实证会计研究开始兴起。随后采纳了假设即会计数据为证券市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并运用“信息观”来研究会计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信息观”提示了许多关于市场运用会计数据的内容，但除了对存货计量方法的选择外，并未提供假设来预测和解释会计选择。“信息观”没有假设去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务理论中潜藏着实证研究，会计选择不能影响公司价值。在Modigliani&Miller(1958)的论文和固定资产计价模型中，没有交易成本。因此，如果会计方法不影响纳税，也就不影响公司价值，为了解释和预测会计选择，会计研究者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会计选择最初的经验研究在政治过程中运用了债务和补偿合同、实证代理成本、实证信息和游说成本，产生价值效应和关于会计选择的假设。财务研究者引入了债务成本和债务权益比率(Jensen&Mecklingl976)解释最佳的资本结构如何随行业不同而不同。首先引入债务成本的是破产和代理成本，因为会计在降低代理成本中发挥了作用。债务契约目的是在运用会计数据减少违规行为(Smith&Warnerl979,Leftwichl983)。会计研究人员认识到会计选择的含义并开始在债务合同中运用会计数据来产生关于会计选择的假设(Watts 1977)，会计数据也在管理者的补偿合同中得到运用，并假设如此运用会降低代理成本(Smith&Wattsl982)。在分红计划中使用会计数据表明会计选择影响财富的可能性，会计研究者开始利用其来解释会计选择。

自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曾努力发展一种公司理论试图解释公司组织结构(例如，公司形式选择、契约结构、管理补偿、集权与非集权)。富有成效的活动可以通过市场或公司内的几种活动发生(Coasel973，Alchian&Demsetzl972)。富有成效的活动是指由市场执行还是由公司执行取决于哪一种安排更具有成本效益。o在公司竞争中，努力降低契约成本的公司就有可能获得生存，即会计方法影响公司的组织成本。保留下来的会计方法是相似的经济平衡的结果(Watts1974，1997)会计研究者目前又重新运用会计方法有效集的概念来解释会计选择(Zimmer 1986)。与债务和管理补偿合同相联系的代理成本，与政治过程相联系的代理、信息和其他契约成本提出了这个假设。该假设曾在早期的实证会计选择研究中(红利计划、债务权益比、政治成本假设)被试验过。然而，普通方法指出与其他契约(如销售合同)相联系的代理及其他成本也会影响会计选择，许多合同将解释组织选择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用来解释合同的代理成本在签约过程中的增加，这与标准代理问题不同，从而导致研究者开始用契约成本代替代理成本(Kleinl983；Smithl980)。

(二)同时代的会计理论研究契约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如佣金)、代理成本(如监督成本、契约成本和带来的剩余损失)，信息成本(如被通知的成本)，重协商成本(如由于不可预见的事件，使现存的合同作废而需要重新签订合同的成本)，破产成本(如破产的法律费用、机能障碍决定成本)。在该文中，“契约成

本”包括各种成本。“契约团体”包括公司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内部职工和管理者以及外部成员，如供应商、债权人、顾客。契约成本的存在对公司组织模型和会计选择模型很重要。Meckling和Jensen建议在没有市场价格的公司内部可以用这样的系统来代替：在管理者之间分配决定权，评价管理业绩，并依据管理业绩对管理者进行奖励或惩罚。会计在系统中发挥了作用，成为公司高效契约技术的一部分。以零合同成本为基础来预测和解释公司组织是无意义的，公司如何组织、财务政策、会计方法与其说是生产方法，不如说是用来生产公司产品的技术的一部分。因此，当假设契约成本为零时，为会计选择建模是无效的。

会计选择影响合同各方财富的程度取决于契约成本的相对大小，如假设以会计为基础的债务协定比以会计为基础的红利计划的重协商成本要高。FASB做出的法定会计程序的变化，使有债务协议的公司比有红利计划的公司承担相对较高的成本。与只拥有红利计划的公司相比，有债务协议的公司会承担更多的会计、财务、产品变化来消除法定会计程序变化的影响。因此，发展会计选择的实证理论需要理解各种类型的契约成本的大小。如果管理者对报告的财务数据具有完全的决定权，那么运用会计数据的契约在协调管理者与契约各方的利益时就不是很有效。如果管理者知道(或者可以决定)哪种会计方法可以最好地激励下属，那么契约团体希望管理者拥有对会计数据的决定权。因此，限制管理者对会计数据的任意决定权有一定的好处，但一些决定权仍应保留。由契约团体限制的会计选择集是由“效率”原因(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决定的，管理机会主义(也就是财富转移给管理者)通过会计程序增加可能性。然而，事先的契约团体期望某些重分配效应，以降低其支付自己权益的价格。价格保护既没有消除机会主义的动机，也未消除管理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固定负债成本。签订哪种合同来消除引起的固定成本的行为，增加了公司在竞争环境下的生存机会。

会计程序集合被称作“接受集”，在该集合中，管理者有任意决定权，“被接受集”由契约团体自愿决定。据预测，对会计方法选择(“被接受集”)的管理决定权在公司中随着限制的成本、收益变化而改变。这些限制产生最好或被接受的会计原则，甚至在没有政府制定的法定会计原则的情况下，这些限制由外部审计人员执行。对管理者机会主义也执行会计决定权的动机的反应，被接受集包括保守的(如成本或市场的较低者)和客观的会计程序(Watts&Zimmerman,1986,205-506)。会计方法被接受集合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的会计选择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中：A1代表公司1被接受方法集合；A2代表公司2被接受方法集合；x1代表公司1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选择的方法；X2代表公司2从被接受方法集合中选择的方法。作为VENN示意图，图1代表会计方法“被接受集”概念，A1代表公司1的方法被接受集。被接受集是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由契约团体共同决定(如图1中的A1集合和A2集合)。在被接受集合里，管理者拥有选择任何方法的决定权(如x1)。公司2的管理者也被限制在A2集合中，可以选择X2的任何方法。例如，在用于红利计划的会计程序被接受集合中，管理者可能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法，尽管它是以牺牲其它契约方的利益得来的，管理者选择或者可以增加契约团体的财富或者在契约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富。从经验上看，很难将后者和前者区分开来。被接受的会计程序的集合的变化(如图1中的A1和A2)解释在会计选择中的某些截面变化(如公司2的管理者不能选择方法X1)。例如，Zimmer(1986)认为澳大利亚房地产发展公司被被接受的实践所限制，即利息是资本化而不是作为成本，而契约规定利息可以作为成本，其证据同假设是一致的。

会计方法的被接受集合是公司不明确的和明确的契约的一部分，包括公司的资本结构，赔偿计划和所有者利益结构。所有的契约条款都是内在的。资本结构选择与补偿政策和会计政策相关，但这种关系并不是非正式的。资本结构变化不引起会计方法被接受集合的变化。某些外部事件发生，如一项新发明或者政府违规，这些引起合同变量包括会计方法的变化(Ball 1972；Smith&Watts 1986)。该理论的两种类型的试验已经做过，即股票价格试验和会计选择试验。股票价格试验理论揭示对法定会计变化的某些价格反应，尤其涉及石油和天然气会计(Lys 1984)，股票价格研究可能是对这个理论证明力较低的试验(Watts&Zimmerman 1986)。大多数会计选择研究试图解释单个会计方法选择(如折旧方法选择)，而不是会计方法组合选择。既然管理者关注的是会计方法组合如何影响收入，而不是个别会计方法的影响，所以只需关注一种会计方法降低了试验的证明力。一些研究试图解释会计应计制(经营现金流量与收入的差额)，会计应计制计量所有会计选择的净效应，但应用应计制作为会计选择的一种简明计量，在对没有管理会计决定权时，缺少对应计制的控制。大多数会计选择研究运用三种变量组合，变量代表在红利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中管理者选择会计方法的动机。运用红利计划变量和债务契约变量是因其可观察性。最常被试验的三个特别假设是红利计划假设、债务权益比率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红利计划假设是拥有红利计划的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使用可以增加当期报告收入的会计方法。如果董事会补偿委员会没有为所选择的方法做相应调整，如此选择很可能增加红利的现值，结果一般与红利假设一致(Watts&Zimmerman 1986.第11章；Christie)。红利计划假设早期试验对该理论没有很强的证明力，因为他们依赖于简化的理论，简化的理论与许多事例都不相符。

债务与权益假设预测公司的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管理者运用会计方法来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公司债务契约的限制就越多；契约限制越多，违规的机率就越高，进而导致技术缺失成本。管理者行使决定权，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可以放松债务限制，降低技术缺失成本。证据一般与债务、权益假设一致。公司的债务与权益比率越高，管理者越可能选择增加收入的会计方法。Press＆Weintrop,Duke＆Hunt发现债务与权益比率与债券契约的严密性相关。正如债务与权益假设假设的一样。然而，一些研究通过运用更直接的试验，从而避免使用债务权益比率作为契约来限制严密的代理变量。

政治成本假设预言大公司更可能使用减少报告利润的会计选择。公司规模是政治注意的代理变量，这个假设的潜在含义是个人被通知会计利润是否确实代表垄断利润，个人在政治过程中同他人签订契约来制定能够增加他们福利的法律和规定的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理性经济人是不完全信息者，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并无差异。考虑到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管理者有动力对会计利润行使决定权，政治过程中的各方也勉强认可机会主义行为的合理性。证据同政治成本假设相一致。Ball和Foster 1982年的论文中讨论了公司规模代理政治成本的困境，包括其可以代理许多其它效应的可能性，如行业身份。在各种不同的研究中，公司规模和会计选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致性，大公司倾向于使用减少收入的会计方法。目前除了政治成本假设，在公司规模与会计选择之间的经验规则没有其他理论适用。除了红利计划存在，公司影响、规模、红利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变量也发现与会计选择有关。Christie汇总了各种研究的试验数据，并得出结论：多于一项研究中的六个变量具有解释效力，这些变量是管理补偿、公司影响、规模、风险、利益覆盖范围、股份限制；另一种结论是该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才具有解释力的可能性接近于1。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分红计划、债务契约、政治过程变量趋于显著(P值小于10)，在许多研究中，该模型的解释力比较低，在1981年Zraijewski&Hagerman的文中，截面会计方法选择模型并不优于最普通的组合，尽管Press&Weintrop使证明力稍有提高。另一种预测模型是每一个公司使用最普通的会计方法组合，这一模型几乎没有解释力，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决定大多数的会计选择的因素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是缺少另外一种具有更强解释力的模型，而不是现存的低解释力的理论。

(编辑　代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