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党卫军考察队

踏上前途未卜的西藏之旅

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是一方雪域“禁土”，极少有外国使团能够穿过莽莽雪山的封锁，抵达富于神秘色彩的“圣城”拉萨。1939年初，一支来自纳粹德国的西藏考察队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布达拉宫脚下，这支由德国纳粹探险家恩斯特·舍费尔（Ernst Schaefer）领导，并得到恶名昭彰的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强力支持的考察队，其入藏的使命、行程与收获，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家乃至科幻作家们探寻与想象的主题。

舍费尔西藏考察队沿途采集动植物标本，搜集藏族人的体质资料，观察其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广泛接触西藏各阶层人士。尤可注意的是，纳粹德国考察队拍摄了2万张照片与4.4万英尺的电影胶片，其数量之多与涉及主题之广均无前例。

恩斯特·舍费尔其人在1910年出生于德国科隆，自幼喜爱户外运动、动植物知识与捕猎技巧。舍费尔入读哥廷根大学之后不久，便先后两次加入美国人布鲁克·多兰组织的中国长江上游地区探险队，不仅捕获到一头大熊猫与大量珍稀禽兽，还对四川、青海藏区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出版一本畅销书籍《群山、佛陀与棕熊——在神秘藏区的考察与狩猎》。舍费尔虽然以一篇有關西藏鸟类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但令其耿耿于怀的是从未能够涉足卫藏地区。他希望借助德国的强力部门，得到入境西藏的机会，这一想法与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某些神思异想不谋而合。

除了执掌纳粹最残暴的“党卫军”组织，希姆莱还是一个笃信多种伪科学的狂热分子。从所谓“冰河世界理论”到“亚特兰蒂斯传说”，特别是雅利安人的神圣起源。在党卫军系统下，希姆莱创建了一个名为“德意志祖先遗产理论研究会”的机构，贯彻其种族主义的研究方向——当他听说藏人与雅利安人有某种血缘关系的传闻，便希望舍费尔能够率领一支考察队进入西藏，探查那些“远房亲戚”是否真实存在。最终，最终这支德国纳粹西藏考察队由包括一位体质人类学家布鲁诺·比格、一位地质物理学家卡尔·魏纳特、一位昆虫学家兼摄影师恩斯特·克劳斯、一位后勤专家艾德蒙·吉尔以及恩斯特·舍费尔本人的德国党卫军探险队，于1938年4月从柏林启程，踏上前途未卜的西藏之旅。

由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阻断了中国的内陆交通，舍费尔一行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入藏。英国驻印官员高度警惕这一全部由党卫军成员组成的考察队，并试图阻挠他们的行程。德国考察队在锡金王国滞留半年之久，难以获得西藏噶厦政府的入境许可。在此期间，他们对干城章嘉峰进行了地质与动植物学的考察工作。恩斯特·舍费尔在一份报告中总结道：“尽管锡金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巨大优势，该国拥有至少五个完全不同的生物带，以及想象得到的各种气候类型。因此，该国是研究气候、海拔变化适应性以及人类、动植物演化的极佳地点。”

闯入“禁土”的拍摄者

1938年末，舍费尔想办法结识了生活在西藏的锡金贵族车仁晋美旺波，并通过他的荐举，最终得到了来自噶厦地方政府的邀函，允许这支德国考察队作为旅行团入藏旅行，并在拉萨停留14天，条件是不得伤害鸟类与动物——这一要求，热衷于猎取动物标本的德国人其实从未遵守。舍费尔一行欣喜若狂，因为在此之前，除了用刺刀闯入拉萨的英国人外，还没有欧洲人获得过进入西藏腹地的许可，并进入这片自然环境独特瑰丽，宗教信仰浓郁神秘的雪域高原。进入西藏之后，德国人先是被当地特有的牲畜——牦牛吸引了目光，继而震撼于品类繁多的野生动物：“高原的壮丽孤绝映射于它孕育的生命之中，盘羊栖息在山脊上，而在低洼地带，回荡着藏野马的蹄声。藏野驴中的领头者跟随着我们，又骄傲地绝尘而去。”

在旅行经过的西藏村庄里，德国考察队成员拍摄了藏族人生活的日常图景：手摇转经轮的妇女、围绕经塔祈祷的村民，以及手握佛珠串的老年男子。在他们的眼中，西藏人沉浸于这种信仰轮回转世的神秘主义宗教。在其影像与叙述当中，规模巨大的宗教圣地与象征神圣的摩天高塔，都以可怕的神灵和数不清的鬼怪，令其信仰者满怀恐惧。对于遍布西藏各地的佛教寺院，舍费尔考察队拍摄探查这些在古老土地上掌握权力的宗教组织。

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舍费尔考察队用影像记录了僧人的日常生活。每天清晨，一名僧人敲响扛在肩头的一根粗长的圆木，召唤寺僧们开始例行的仪式活动。成百上千位僧人云集于寺院广场上和巍峨的大殿下，喇嘛的诵经声也从各个佛堂内传出来。伴随着鼓号齐鸣，僧人们的唱诵回荡在整座扎什伦布寺上空。一天两次，念经的仪轨暂时中止，小喇嘛提着沉重的铜壶为寺僧送茶，僧人们饮用酥油茶，稍作休憩。这些历史的画面留存了这座西藏著名寺院在80年前的历史记忆。

在前往拉萨的途中，考察队成员跟拍放牧羊群的牧民，记录他们剪羊毛的过程。“西藏的绵羊毛和山羊毛因其密度与柔韧度，在周边市场很受欢迎，在本地的用途也十分广泛。一如很久以前的德国，纺锤在西藏仍是必需的家用工具。如果没有一件温暖的毛织外套，没有人能在这生命的最前线生存下来。”他们也拍摄藏族传统美食——糌粑的成分、制作与进食；骑着快马在荒原驿道上运送信件的藏族邮差；在雅鲁藏布江两岸摆渡的牛皮船等。在海拔3700米的高原地带，舍费尔考察队来到了西藏最大的农业生产区。藏族农民使用牦牛和老式木犁耕作田地。

在舍费尔返回德国之后不久，便在一次与希姆莱的会晤中提出建议，组织第二次西藏探险，并将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争取到战争中的德国一方。这也表明舍弗尔在西藏的考察远非他们所宣称的是一次“纯粹的科学考察”，其中更蕴含着政治、军事等多种隐秘的使命。

20世纪前半叶最早的西藏影像

1939年1月19日，舍费尔一行终于抵达西藏首府拉萨，成为第一批进入拉萨的德国人。当舍费尔考察队在拉萨驻扎下来之后，他们用影像记录了建筑工人采用形状各异的石块建造墙壁，吟唱驱鬼的曲调，并将敲石筑墙的动作与曲调的节奏结合在一起。社会地位低下的铁匠修理马蹄铁和其他铁器，鞋匠缝制布鞋，还有很多人在户外闲聊、哺乳、编织毛衣、照顾孩子。除了这些普通人之外，拉萨还是很多朝圣者的目的地。很多从远方以磕等身长头的修行方式来到圣城的人，成为这座城市最独特的群体。

德国考察队拍摄了1939年的藏历新年。随着节日临近，远道而来的朝圣者如潮水般抵达拉萨，瞻仰与膜拜雄伟的布達拉宫。考察队拍摄了布达拉宫华丽的金顶与挂满经幡的药王山，以及在拉萨各个圣地磕长头祈祷与焚香祭祀的佛教信徒们。

德国考察队在西藏的停留时间被延长至8月，当地政府甚至允许他们前往西藏文化的发祥之地——雅砻河谷，考察、测量和记录吐蕃时代的古老遗迹，这甚至令驻拉萨的英国代表非常不满，因为这一地区从未向英国使团开放过。

在泽当等地，德国人看到了吐蕃时代的古老城堡与墓葬，“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雅砻的废墟，它是前佛教时代的古老首都。据我们计算——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它取代了古代藏人对鬼怪的信仰，并且战胜了他们的魔法仪式。”

在西藏停留期间，他们还为摄政王热振活佛以及众多贵族官员拍摄肖像照片，将这一时期西藏政治人物凝固在影像文献当中。

在纪录电影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医术的人类学家，布鲁诺·比格，他手持一把角尺，测量本地人的颅高、腰围、手足臂长度、皮肤与眼睛色度等数据。他们甚至允许贝格尔用一种不会令人窒息的树脂似的柔性物质，制作出面部模型。“在黑暗的无助时刻，土著们会如噩梦一般体验到对恶魔的古老恐惧，这种物质很快凝固，当面具最终被摘离下来，所有的参与者都松了一口气。采用这种方法点滴累积，亚洲高原的人类面部轮廓资料便搜集成型了。”

早在19世纪末，摄影术就已经传入西藏，并成为一些贵族的业余爱好。当舍费尔等人到达拉萨的时候，从摄政王热振活佛到锡金王室贵族车仁晋美旺波等人都是摄影发烧友，特别是德木·丹增加措活佛的摄影造诣已达到专业水准。

逝去的历史记忆

根据恩斯特·舍费尔的统计：“考察队拍摄了超过20000张高质量黑白照片，内容涵盖土地、人民、动物、植物等，另有2000张彩色照片。考察队拍摄了40000英尺电影胶片，其中90%冲印效果良好。除此之外，还有4000英尺彩色电影胶片。”1939年8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舍费尔率领的德国考察队离开西藏，返回德国，在随之而来的战争时代，这场兼具科学探险、政治投机与军事窥视的行动，最终成为一支小序曲，逐渐无人问津，但在纳粹德国战败之后，这次考察便被附会成各类稗官野史的离奇传说。时隔80年后，这些尘封的影像渐次从历史的沟壑深处闪现着一个逝去时代中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行踪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