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胡适校长的双重角色解读

摘要：作为掌舵人的民国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先行者、奠基人，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同时面对政治环境中的激烈碰撞，感受着安身立命之环境的变化，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指引他们投身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致力于增进社会政治变革等活动中。因此置身其间的民国大学校长普遍具有“学术人”和“政治人”双重角色，具备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关怀。胡适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盡管立志于学术，却在时事危亡的时代环境中无法忘情于政治，不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明显存在依违两可的矛盾心态。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情境使得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追求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并由此导致胡适校长产生难以摆脱的困惑与身心煎熬。胡适的人生境遇为我们深刻解读民国大学校长的生存样态提供极好的范本，具有一定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胡适；角色；学术；政治

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皆处于大变动、大变革时期，政治上列强入侵与军阀割据并存；经济上呈现一定的发展态势，但是在战争危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等的摧毁下，只能如昙花一现；文化上呈现一派新旧文化的冲突、碰撞、交错与融合的复杂景象。如此情况下，民国大学取得了至今令人感到振奋和自豪的辉煌成就。在中国大学 100 多年的成长、发展进程中，这一批成就斐然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历史自信并充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胡适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乃至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适在其一生中曾多次声称不谈政治，并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纵观其一生能够发现，胡适多次“食言”，“不得不”管起政治领域里的“闲事”。这种现象在其担任大学校长，应以学术为职志的环境下都能反映出来—他在担任大学校长之时还一直不忘政治情怀。胡适自始至终认为，做一个知识人是他的追求，他更看重以一位学术研究者立足于世。不能否认，接管大学校长一职与他这种信念不无关系，只是，政治永远是他“不感兴趣的兴趣”。

一、学术人的向往

民国之后的知识分子萌发了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他们逐渐唤醒着新的角色认同意识，回归曾经为大一统政治所扼杀的学术自我的直觉功能。学术的地位俨然已上升，知识分子对学术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同。胡适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爱学术胜于爱政治，“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即使我勉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1]。按照弗洛伊德人格学的术语，这是胡适“本我”意识的体现，是胡适试图通过学术本身实现自我价值，成就知识分子建功立业之基点的体现。因此，胡适欣然接受大学校长一职，并表示：“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馀年中的一些‘野心’罢。”[2]胡适对于重新找回知识人的生活有一种满足感与奢侈感。

胡适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造理想，于1947年8月向蒋介石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的构想，建议政府集中精力发展五到十所大学，使它们尽力发展，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次，他还提出要改革教育制度，着重强调科学研究以大学为中心，大学也应该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胡适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为北京大学在旧中国的最后一段时期培养出大批人才。他一生怀抱着一种催生中国新高等教育的使命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挣扎着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接轨。当历史的车轮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一个长足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实施的“985”、“211”工程，与五十多年前胡适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高校发展的层次与规模已不能同日而语。至于胡适强调的科学研究说，也早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只是在体制机制等方面有不同而已。

胡适在中国公学内部管理中实践了他一贯主张的无为而治。胡适上任后即着手在学校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方面进行革新，通过讨论制定了“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教务会议组织大纲”、“校务会议组织大纲”等议案，为其在处理学校事务上的无为而治做好铺垫。胡适从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汲取资源，容纳当代民主的管理思想，赋予新的现代管理元素。[3]这种方式有效调动学校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管理组织的民主参与水平。这种领导思想产生良好的管理绩效，且给予胡适充分的学术研究时间与精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调整院系，沟通文理学科的做法为培养知识渊博之人才打下基础。自1928年暑假起，胡适对中国公学各院系作了大幅度的裁并、调整，将文理学科合并为一个学院是胡适的一次大胆尝试。事实证明，这种效果非常好，不仅仅在经济上减轻大学压力，而且培养一批一流的科学家。胡适把中国公学“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之有很大的发展”[4]，学校人数由原来的三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

胡适在执掌两所大学时都采取广揽贤才，提倡学术自由的做法。在中国公学，胡适聘请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如高一涵、陆侃如、沈从文、罗隆基、徐志摩、潘光旦、梁实秋、叶公超等，阵容颇为整齐。胡适为这些教授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迅速提高中国公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对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子成材大有裨益。胡适在接到北大聘任后，在美国就开始筹划聘请张文裕、李四光、马仕骏、彭桓武、黄昆等著名学者来北大任教，并提出政府在北大集中一流物理学家、聘请钱学森担任北大工学院院长一职等建议，但因内战爆发而无从实现。

二、特殊的政治人

（一）突围之艰难

纵然胡适在理念上可以企及西方学者那种“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境界，但是在心态层次上却深深镌刻着儒家实用理性的印痕。很难说胡适对自身介入政治、谈论政治抱有多大自信，毕竟在现代中国，他在任职校长期间仍不忘议政的行为可能不仅于国事无补，同时他的专业领域甚至会遭到政治权力的强暴。[5]胡适能够感受到这种压抑与紧张。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深入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事业中，一头扎进自己专业之中，对国事表示沉默之后，又悔恨自己太自私，只顾及与自己性情相近的学术，而辜负了应负的社会责任。[6]这种心态虽然对胡适产生煎熬，但是稳稳占据他意识中心，他在观念层次上屡屡打翻的孔姓大神使他坚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